中国农垦走出去面临“国内政策”和“国际环境”双约束
邵海鹏
作为中国农业的“国家队”，自建立之初，农垦就在促进农业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农垦被官方定位为国家“大粮商”，要求在保障国家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安全上发挥关键作用。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一些企业也在悄然布局海外农业，农垦集团也在其中。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也提到农垦对外合作的排头兵角色定位。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发展管理系副主任徐秀丽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农垦系统是我国农业走出去的一支核心力量。根据农业部公开发表的数据，在全国走出去农业企业中，投资效益方面，总的来说，有半数以上的企业实现了盈余，这个数字比3年前已有很好的增长。
农垦系统公司化改革
农垦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从秦始皇驻兵五岭到汉武帝募民徙塞，再到曹操实行屯田制等，屯田垦殖的农业经济在中国是实现粮食安全、农业发展、社会经济稳定的一股重要力量。迄今为止，农垦系统分布在全国31个省区，主要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实行农工商一体化经营，多数垦区还承担区域内行政、社会管理和民生建设等公共职能。
20世纪末，随着中央层面的农垦系统改革，各地的农垦也随之公司化，各地区农垦在原省农垦农工商联合总公司的基础上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并纳入各省国资委管理序列。
徐秀丽说，与农村乡镇相比，农垦系统在历经三十多年改革的过程后，以更加独特的形态呈现出中国社会转型中现代概念的模糊界限：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企业、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等现代化过程中二元对立的元素的混杂。正因此，社会上称特殊的农垦系统为“四不像”(不像工会、企业、政府、部队)。
据公开数据，农垦耕地面积约占全国的4.5%，2013年生产粮食688亿斤，占中国粮食总产量的近5.7%，拥有国有农场1785个、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3200多个，除土地等资源性资产外，国有资产约9000亿元。
目前，全国农垦共有17家集团化垦区，其资产总额占到全国农垦的88.9%，利润总额占到全国农垦90.9%。其中也形成了一批规模较大、独具特色的地方农业企业，它们以此发挥自身优势在海外投资建厂。比如广东农垦橡胶产业，2004年起先后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国投入资金7.24亿元，设立橡胶种植、加工、销售企业14家，种植、租赁橡胶林6.8万亩，成为广东省现代农业领域规模最大的本土跨国公司。
从全国范围来看，截至2013年底，共有23个垦区在42个国家设立了113个境外企业和发展项目，种植面积约400万亩，其中粮食350万亩，当年生产粮食20亿斤;天然橡胶种植接近30万亩，加工能力35万吨；当年新增境外投资150亿元、实现产值194亿元、利润18.7亿元。
在2014年全国农垦工作会议上，农业部农垦局局长王守聪表示，要加大“走出垦区”的力度，争取经过5年，使“走出垦区”的土地面积达到1亿亩，再造一个新农垦。
农垦走出去的经验教训
在国内是一个计划经济的产物，但是在国际上又是中国进行农业投资的主体，徐秀丽认为，农垦与其他单纯的企业相比，尤其是产权明晰的民营企业而言，更具模糊性。
与此同时，农垦系统内部还具有多元性，不同省份的农垦也处在改革的不同阶段上，有的完全市场化，有的仍然归属行政，有的偏企业，有的偏行政，有的则介于两者之间，那么他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难免会带有国内改革阶段的烙印，具有不同的运营动力、商业运作模式等。
徐秀丽认为，农垦的组织性、规模性较强，易于贯彻国家政策，落实国家意志，同时其内部的人力资源又使其易于获得政府资源的支持，与东道国等易于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在落实企业社会责任，体现民间外交等方面都具有较强的优势。但是，在海外经营的过程中，境况又与国内完全不同，因此还需要企业发挥更多的灵活性，而农垦由于自身的历史传承，难免会受制于国内各项政策的限制，从而难以完全从商业的角度来运营。
根据农业部的数据，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共有373家境内机构在境外投资设立了443家农业企业，其中正常营业的占81%。根据商务部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截至2015年3月，仍有24%的企业海外投资面临亏损问题，另有24%的企业收支状况为基本持平。这意味着有半数以上的企业实现了盈余。
徐秀丽称，这个数字比3年前已有很好的增长。农业由于投资回收期长，收效慢，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都相对较高，所以盈利难度相对更高。许多农垦公司在经历了前期十多年的摸爬滚打之后，逐渐适应当地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劳工状况等当地环境。
徐秀丽表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最早一批海外投资的中国涉农企业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这些经验仍是碎片化的状况，而非系统化。
主要包括，一是对于东道国当地各项土地、劳工、税收、进出口等相关政策、法规的了解仍不足，从“点”到“线”再到“面”，主要靠个人摸索，员工换了，就重新学习，缺乏继承性和系统性；二是缺乏走出去的“生态系统”，从研究、法律咨询、财会、公共关系、社区工作、媒体关系等缺乏中国专业机构的支持;三是缺乏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缺乏在语言、文化上具有沟通性的员工；四是本地化工作过程中，如何突破仅仅依靠政府就“搞定一切”的思路，对东道国本地的治理体系和社会结构需多了解，以便降低社会和政治风险。
对比国际“ABCD”四大粮商(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法国路易达孚)，徐秀丽表示，农垦系统在全产业链建设方面经验不足，尤其在技术、仓储、加工、物流等方面布局不足，可以说，农垦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受到国内改革政策和国际环境与规则的双重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