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敬忠:谁来拯救凋敝乡村的留守人群

财新网 2015年06月15日 报道浏览次数:

  (记者 周东旭)近日,毕节留守儿童四兄妹喝农药死亡,虽然原因仍没有完全查明,公众也存在多种议论,但背后折射出的实质问题不容回避:6100万的留守儿童,谁来照顾,怎么照顾?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多年来一直关注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等人群,反思近些年的政府治理思路,他认为在解决留守人群难题上,依旧没有成型的方案或方向,一定程度上还是停留在口头或理论层面,政策没能落实。

  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叶敬忠表示,由政府创造条件,让学校和社区有能力承担更多的责任,加强投入,调整相关政策,可以一定程度缓解当前留守人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局面,还在于转变现有发展模式,把人的发展作为同等重要的目标。

  叶敬忠说,“我们仍没有清晰认识到人的发展与物质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把以人为本放到主要方面,有经济能力的时候就说两句,没能力就算了。”

  乡村凋敝对留守人群没好处

  财新记者:你一直关注留守人群问题,这么多年来留守人群状况发生了哪些变化?留守人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有所好转还是更恶化?

  叶敬忠:从数量上看,对留守人群目前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总体上没有减少,特别是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肯定没有减少,留守妇女有待进一步研究,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妇女到城市打工。一致认可的看法是,留守儿童6100万左右,留守妇女5000万左右,留守老人4500万左右。没有怀疑人这一群体的巨大数量,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关于近些年的情况是否恶化,我认为至少没有好转。虽然政府很关心社会问题,但是,一定程度上还是停留在口头、理论层面,政策没能落实,因为当前推行的还是以追求物质增长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人的发展的目标,还不能排在第一位。

  乡村衰败现象严重,空心化、缺乏活力的乡村,对于留守人群没什么好处。

  财新记者:你说的乡村衰败主要指什么?

  叶敬忠:首先是大量的劳动力被抽空。以前每个村基本都有学校,随着撤校并校政策的推行,村庄学校数量大为较少。过去村庄会组织各种文化活动,现在少了,都是老幼留在村里,缺乏活力。我们在河南做调研时,想找一位年轻未婚女士访谈,走了十个村子都没有找到,基本都出去打工。在北京打工的很多年轻人不愿回乡,回去也不会呆很长时间。这是衰败的表现之一。

  2010年之后,城镇化或城市化推进速度加快,乡村衰败一定程度上加剧。衰败不能称为自然的过程,而是各种力量推动的结果。

  财新记者:你认为乡村衰败是现有发展路径的必然结果?

  叶敬忠:我们长期以来遵循的路径是一切发展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甚至将其上升为一种信念,所有人都不怀疑。整个社会,包括官员、学者以及普通人,这一思想已经深入内心。没有人再去认真反思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与以人为目标的发展如何协调。

  这一发展路径的表现是城市化、工业化和商业化。比如,过去乡村可以通过互惠、邻里互助完成某些事务,现在基本都已经商业化。另外,强调城市化和工业化,当然就需要把更多人从农村抽离出来,加入到现代化进程,比如,很多城市房地产饱和,就鼓励在外打工者用十几年甚至毕生的积蓄到城镇购买住房。我称其为城市偏向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财新记者:城市偏向的现代化道路对农村会有怎样的影响?当前能够看到发展重心向农村转移,更加注重保障农民生活质量的趋势吗?

  叶敬忠:最近几年,从乡村与城市的关系看,城市反而加剧对农村的汲取,无论人力,还是土地资源等,特别是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更加强化了农村自身的衰败。

  有的人可能会说,是农民自己选择出去挣钱,只管生,不管养等,导致留守人群问题频发,其实不能这么看,因为这些年的城市化,农民做出巨大贡献,他们参与到经济发展中,对GDP有贡献,但经济发展却以社会为代价,以家庭不完整为代价,孩子愉快的童年没有了,老年人子孙绕膝的幸福没有了。

  目前还没有看到发展重心向农村转移的迹象。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很多人对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过分自信。公众财富增加,自然高兴,但谁都知道,发展不可能永远保持这么高的速度,事实上,任何发展都不会线性走下去。假如有一天,城市无法容纳如此大规模的流动人口,而他们在乡村又可能没有房子或者土地,缺乏收入来源,会怎么样?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居安思危。

  财新记者:你认为有活力的乡村应该是什么样?

  叶敬忠:恢复乡村的活力,不可能依靠几个口号,没有美丽的孩子、老人,在村里弄个公园,将土地承包给资本,建个高尔夫球场,就能算美丽乡村吗?不是处理了垃圾就能叫美丽,一定要有一群美丽的人。

  在举国上下都在为国家复兴和资本输出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当我们走进乡村,会发现很多令人痛心的个案,包括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

  政府、学校和社区要更担责

  财新记者:近年来,与留守儿童、老人相关的恶性事件频发,有人说是政府护助不到位,也有人认为是家庭责任缺失。对于留守人群,你认为应该如何界定各方责任,包括政府、社区、学校和家庭等?

  叶敬忠:留守儿童最起码要有老人和父母中的一位看护,这是最基本的条件。社区和学校等组织可以做一些关心行为,但把这一问题完全交给家庭之外的组织,目前看也不太现实。

  政府的职责应该是创造条件,让学校和社区有能力承担更多的责任。事实上,在土地流转之后,政府可以补贴农业大户或者合作社,其实也可以补贴与留守人群相关的事项。

  财新记者:你曾向中央和有关部门多次提出相关建议,近年来对于留守人群,是否已经形成比较成型的政策或方向?

  叶敬忠:我认为这几年并没有太成型的方案。中央层面逐步开始重视社会层面的建设,但在地方政府的具体操作中,仍过于强调城市化和看得见的经济效益,没有真正认识到社会问题和人的代价。

  我常说,如果政府官员和乡村干部,真正能够站在留守儿童角度,把他们想象成自己的孩子,看能够做些什么事情,我相信会有比现在更多的办法。对待留守儿童和老人,首先需要的是有心,用心为他们着想。

  尤其对于政府部门,本身就是为公众服务,如果总是要靠利益才能驱动,是不对的。现在非常需要激发社会舆论,给予留守人群更多的关注。

  财新记者:改善留守人群生活现状,家庭、学校和政府能够采取的可行措施有哪些?

  叶敬忠:从家庭层面看,第一,要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的宣传。父母对孩子的关心肯定超过任何人,但是他们未必能够完全认识到,孩子有自己一整套心理机制,不只需要父母为其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更需要父母的温暖,哪怕是日常的嘘寒问暖。有的父母甚至对自己的孩子说,我出来挣钱不都是为了你吗,你在家不愁吃不愁穿,还想怎么样。

  第二,鼓励家庭做好外出后对孩子的安排,比如由老人或亲朋照顾。

  第三,对于外出的父母,务工单位可以允许并鼓励他们时不时回家,假如能再提供一些支持,会更好。对留守人群来说,最重要的是家庭。

  从学校层面看,应该采取更多措施关心留守儿童。最好恢复原来被撤并的乡村学校,学校是乡村活力的象征,这本来是传统,现在反而成为奢望,如果两个村能够有一个学校,也不至于让孩子寄宿。我坚决反对小学寄宿,也许有人认为寄宿制是解决留守儿童安全问题的方法之一,这其实是不把人真正当成人,而是作为一个物体。孩子更需要家庭,需要心理层面的慰藉。

  从村庄层面看,加大投入,尽可能提供更多的物质保障,增加文化设施和文化场所,比如篮球场或图书室等,给孩子们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条件。另外,也可以鼓励青年人到乡村做志愿者,带动留守儿童活动起来,这些都属于软文化建设。

  总体看,这些措施可以缓解留守人群存在的诸多问题,但不能治本。

  财新记者:你认为治本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

  叶敬忠:如果只是将留守人群作为独立问题,很难解决,因为留守儿童等表面看只是一个群体,其实背后与国家的发展方向有关,与教育政策等也有关。

  比如,合并后的学校一个班可能有七八十人,甚至上百人,老师不太可能细致关注每一位留守儿童的心理。现在国家相继出台了支持乡村教师的政策,可以向留守儿童有所倾斜,为学校创造条件。

  对于地方村干部、学校等,怎么让他们更多去关心留守儿童和老人,也可能涉及业绩考核和工作方式等管理机制。在调研过程中,曾有老师说,我们也希望能关心这些孩子,但是平时的绩效考核都集中在考试成绩等方面,这些事情最终只能靠教师的认识和觉悟。

  所以,解决留守人群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调整城乡关系,乡村同样应该有很好的基础设施和文化,关键是如何看待村庄和村庄里的人。如果真想改善,其实也不会太难。最起码,以汲取乡村资源为目标的发展政策应该停止,不能看重乡村土地,就把农民都赶到上楼。

  真的不缺这点钱

  财新记者:你所提到的措施,反映到一点就是要加大对乡村的财政投入,目前具备这个条件吗?

  叶敬忠:增加投入对于政府来说,现在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真的不缺这点钱。李克强总理最近表示,很多项目都是钱到了,却没开工。

  财新记者:既然财力可能保障,为什么现在投入不能向农村以及留守人群倾斜?

  叶敬忠:因为现在财政的投入更多是考虑产出,创造经济效益和GDP增长,在留守人群方面的投入很难带来直接效益,我们仍没有清晰认识到人的发展与物质增长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并没有把以人为本放到主要方面,仍是作为辅助,排在第二位或者第三位,有经济能力的时候就说两句,没能力就算了。

  对人的认识,对家庭的认识也不足。这几十年来,社会太重视物质积累,理念上过分强调个人成功,而个人成功往往又都体现在经济上。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农村小学生心目中崇拜的人,都是周边村庄的大老板。这种个体化不仅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也体现在对成功的理解。我们对社会的认识,对人和家庭的认识,对人与人的认识,都薄弱了很多。

  我认为目前中国有足够资源可以逐步解决这一问题。当然,这需要发展方向的调整,如果继续追求以经济效率的名义,汲取农村的各种资源,就不可能将大量资源再投入农村,因为这与总体方向不一致。

  财新记者:如果城市能够接纳他们,是不是也会改善留守人群问题?

  叶敬忠:关键是城市是不是有能力容纳,是不是准备好接纳他们。如此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在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为中国提供可资借鉴的路线图。我们的很多政策恰恰不是包容的,比如,北京等大城市的各种外来人口子女上学政策。

  财新记者:既然当前的发展模式是偏城市化的,为何有的城市又要拒绝农民?

  叶敬忠:这种矛盾在中国一直存在。城市对乡村不单是排挤,农民工一旦没能力继续为城市做贡献,就只能回到乡村。

  城市对乡村的排斥,存在已久,与文化也有关系。费孝通讲过两个例子,一位乡下人在马路上听到汽车喇叭声,不知怎么办,东躲西望,司机就骂了一句“笨蛋”。另外一个例子是,他带着学生下乡,一位女学生把苞谷认成麦子,乡下朋友并没有骂她“笨蛋”,而是微微笑了下。

  城市从内心上并没有真正接纳农民。在管理方面,对于外来人口,城市政策的取向是想办法管控,而非包容。

  财新网 2015年6月13日

责任编辑:闻静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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