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孙庆忠:我没有愧对讲台

人民政协报 2017年05月27日 报道 浏览次数: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孙庆忠带领学生在陕西佳县泥河沟村驻村调研。

“作为社会学系的一名教师,我没有愧对讲台,也没有辱没我的职业。”在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成立20周年庆典上,该系孙庆忠教授如是说。

1991年从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孙庆忠先后师从民俗学家乌丙安、人类学家黄淑娉及社会心理学家沙莲香,2003年开始任教于中国农业大学。他的求学经历和几位先生的言传身教,为其研究视野和教学风格奠定了基础。

在农大执教14年间,他是学生心目中的“魅力教师”,用年轻人的话说,孙老师是社会学系的“网红”教授。如此高的人气缘何而来?源自他对课堂的定位和实践。孙庆忠认为,“大学教育是人生超越庸常的阶梯,课堂则是滋养心灵的纯美空间。”

上过孙庆忠课的学生都知道,他能很快记住每个人的名字,并能描述他们的性格样貌,栩栩如生,如在眼前。很多人问他,有什么秘诀,他回答说,仅仅是用心而已。“我只想以此表明:我的课堂没有无名氏,我尊重每一位年轻生命的存在。”正是这份投入与回馈,强化了学生对课堂的重视,也使他们对农大、对所学专业拥有了一份情感上的认同。

翻阅系庆纪念文集《我的社会学记忆》,几乎每一篇文章中都满饱深情地记录了他如吟诵散文般的课堂教学,记录了学生们对这位散发着人文气息的老师的认可、感激和敬重。谈起师生之情,孙庆忠说:“每每想到一届又一届学生,我都觉得自己很幸福,我站在大学的讲台上,传递了大学的理念,我们的学生因我的存在感受到了大学的神圣和大学教育带给他们的温暖和力量,还有怎样的幸福能超越于此呢!”

除了课堂教学之外,孙庆忠还要带学生下田野调研民间社会与文化,并将其视为对学生进行专业训练的“成年仪式”。他认为,只有经过田野的洗礼,学生才能对社会学有自己的理解,才能热爱所学专业,才能强化自己的社会责任。

孙庆忠曾带领学生远赴河南兰考和辉县、河北满城与围场、山东寿光与安丘、四川新都与名山,也曾带领十届本科生进行了为期8年的京西妙峰山追踪研究。近百万字的3卷文集《妙峰山:民间文化的记忆与传承》《妙峰山:香会组织的传承与处境》和《妙峰山:香会志与人生史》,承载了他们的探索历程和田野发现。孙庆忠说,这项旨在使学生具备研究能力的训练计划,在师生的共同设计和相互交流中变成了诗意之旅。持续性的田野工作,不仅秉承了1925年顾颉刚等前辈学者开创的学术传统,呈现了民间社会文化变迁的轨迹,也践行了“到民间去”的为学主张,彰显了在科研中培养后辈力量的专业理念。

大学教育如何应对乡村发展的困境?大学教师如何推动乡民精神世界的改变?这也许是农业大学师生颇为关注的现实问题。因2013年6月调研之机缘,孙庆忠在河南辉县的川中幼儿园开启了乡村教育实验。这里距离县城35公里,辐射周边十余个村落。因身处山区,村里的年轻男性均已外出务工,留守妇女和老人除了种地、围着锅台转,就是终日与麻将桌为伴。面对当下的乡村和无力改变生活的农民,“作为农业大学的老师,我有一种责任推动乡村学校发挥传统功能,就是不仅仅去教育孩子,还能影响到周边的民众,能给他们一个‘重新学习’‘终身学习’的机会。”

从2014年起,孙庆忠与时任园长张青娥本着以乡村学校为中心改造乡村生活的初心,开始进行乡村社区教育——村民即学生,幼教团队也是成教老师。3年间,孙庆忠每个学期会到川中做义工给老师和村民们上课,培育年轻的教师团队,了解学员的学习需求。在他的带领下,幼儿园20位年轻教师成为乡村社区大学的义工,为学员开设了16门课程。这种不为多见的教育模式,从学前教育的角度来看,它通过“上游干预”为孩子创置了和谐的家庭环境;从成人学习的角度视之,其宗旨是“系统干预”,一方面作为义工团队的幼儿教师,在这种特殊的乡土教育中开掘自身的潜能,重新发现自我的存在和生活的意义;另一方面,作为学员的农民,也因沉浸在绘画、书法、剪纸与舞蹈的世界里,而成了艺术的使者。她们的生命被点燃,重新开出了姹然的鲜花。一年一度的庆典晚会是社大教学成果的综合展演,一年一卷的《川中社区大学年刊》是义工团队从幼儿教育迈向成人教育的精彩呈现。

与辉县的乡村社区大学同步,孙庆忠还带领学生在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村和大窝铺村、河北涉县王金庄村,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为契机,先后驻村调研一百余日,进行乡村建设的积极尝试。这之中,在陕北的行动已初见成效。2014年4月,陕西佳县古枣园被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项国际计划能否为村庄的发展带来一线生机?能否从乡土文化入手,摸索出一条通往精准扶贫的有效路径?基于这样的思考,孙庆忠带领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在泥河沟村进行了扎根式的社区行动实验。在过往的3年间,他们以采录口述的方式,与村民共同完成了3卷本丛书《乡村记忆———陕西佳县泥河沟村掠影》、《村史留痕———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口述历史》和《枣缘社会———陕西佳县泥河沟村文化志》的编撰工作。与此同时,还通过夏季和冬季大讲堂等形式,提升村民改变处境、创造生活的能力。正是通过村民的参与,淳朴的村民也由遗产保护的旁观者转换成为自身文化的讲述者和守望者。这种身体力行的乡村实践,小而言之是以文化干预的方式所做的村落减贫和脱贫实验,大而言之是在寻找乡村复育之道。

这些年,孙庆忠的工作不断在讲台和乡村切换。他说,如果把大学比作一座圣城,求学的过程就是“朝圣”,大学是重塑学生人生观,提升其品行修养的理想之所,能否如期,老师的责任重大。因此,尽管在高校讲台上站立了20年,每每想到职业的神圣和事业的庄严,依然会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感。而那些带学生驻村调研的日子,是为乡村发展助力,也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它使抽象的知识变得鲜活灵动。更为重要的是,一次次的乡村之行不仅培养了学生对乡村生活的洞察力、对所学专业的感悟力,更使之拥有了关注乡村、服务乡村的情怀,一种年轻生命里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孙庆忠喜欢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一句话:做一个理想主义者,只有这样,才能使你在最严酷的冬天里也不会忘记玫瑰的芳香。他说,希望他的学生成为一个简单的理想主义者,这是这个时代里最缺失的,也是我们在困境中依然热爱生活、依然对美和智慧抱以积极想象的重要依据。

  《人民政协报》2017年5月24日9版

责任编辑:刘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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