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过去被留下了今天能跟上吗？
2007年时，还有81.7%的孩子反感“留守”这个称呼，如今，超过半数的留守儿童，已经“认同”了自己的留守身份，这意味着他们未来很可能让自己的经历在孩子身上重演。留守老人中，64.6%的老人在从事农业生产；留守妇女中，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则是脆弱的婚姻关系与沉重的照料责任。
日前，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召开了一场“农村留守人口：新问题、新特点、新行动”的研讨会，众多社会学者、政治经济学者、三农学者，共同探讨新的时代“留守人群”那些新的问题。
研讨会现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供图
留守儿童：从反感到无奈接受
数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农民工走向城市，群体在扩大，涵盖的人群也在扩大，从十四五岁到五六十岁，出外务工成为许多乡村壮年主要的生存方式，他们从事的职业，也越来越复杂，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潘璐说，“从数据看，2016年到2017年，农民工从事第三产业的比例增长很快。很多新生代的农民工，是从留守儿童转化而来的”。
“留守的长期性和低龄化，是当代留守儿童的显著特征，我们调查中发现，27.1%和14.8%的父亲和母亲在外务工时间超过了10年，在外务工时间最长的时间达到了31年。在年龄上，很多孩子在6个月甚至3个月左右的时候，父母就外出打工了，他们得不到足够的母乳喂养”。
“留守”这个词汇，对于被遗留在乡村、小城镇的孩子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从2007年到2016年，十年中，潘璐和她的团队发现，留守儿童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已经发生了变化，2007年时，81.7%的孩子反感“留守”这个称呼，“他们觉得自己有爹有妈，怎么就是留守儿童呢？”
但到了2016年，反感“留守”称呼的只剩下18.4%，超过半数的孩子认为自己就是留守儿童。“我认为他们接受了留守儿童的身份，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做留守儿童，其实他们依然渴望和父母团聚，只是说在这样一个流动和留守拆分的背景下无奈接受了现实”，潘璐说。
身份内化的特征，不仅是认同“留守身份”的正当性，更认同这种身份的代际传递，潘璐说：“一些十三四岁的大龄留守儿童，他们已经想好，可能在初中毕业之后出去打工，如果自己有了孩子，也会把孩子留给父母在家里照顾”。
儿童问题中，儿童贫困是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问题。中山大学教授岳经纶说：“儿童贫困现象普遍比成人贫困现象更严重，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为3.1%，同年0岁至17岁农村儿童贫困发生率为3.9%，高于平均水平”。
儿童贫困的造成，除了普遍的客观因素之外，还有人为的权利剥夺，岳经纶认为，“从社会工作角度来讲儿童贫困可以看作是儿童三大权益被剥夺，包括资源权、保护权以及表达权”。
在成人主导的社会中，儿童的需求常被忽视，儿童的声音无人听见，这使得他们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比成人更大。这一点，在缺乏父母照顾的留守儿童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留守老人：不断后退的生活
与尚未进入社会的留守儿童不同，留守老人面临的是不断后退的生活，华中科技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永萍说：“留守在农村的老人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困境，在生活上，他们长期处在底线状态，即勉强维持基本生存的状态；在家庭中，他们的话语权急剧萎缩，和传统家长不同，现代家庭中，话语权更多被能挣钱的年轻人掌握；在价值层面，失去了劳动能力的他们，对于家庭再无价值，只能依附子女生活。”
留守老人的老年危机从何而来？是孝道与伦理的失落？在李永萍看来，或许还有更深层面的原因，“现代社会中，家庭生产和发展的目标比以往更高，以前可能只是开枝散叶、积累家业等，但现在，一个农村家庭的目标，往往是完成城市化，让下一代彻底离开土地，接受更好的教育，进入更好的生活环境。但要完成这一目标太难了，需要集全家之力，这时候，不能贡献反而要消耗家庭资源的老人，就会主动降低生活水准，甚至有病都不去看。”
实际上，留守在农村的老人，退出生产活动的时间，远比想象得更晚，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贺聪志说：“2016年，我们做了一个问卷调查，收到了2000多份有效问卷，发现64.6%的老人在从事农业生产”。但这样的再生产，效率并不高，“这种生产事实上也是一种不充分的、条件和质量都非常低的生产。”
而当他们不能继续创造财富时，唯一的价值，可能是帮助儿女照料孩子。贺聪志说，“我们的调查中，统计了老人累计抚养过的孙辈数量，最多的累计16个。民政部也有过类似调查，最多的是11个，其中6周岁以下抚养最多的是4个。”
在留守和流动之间，广袤的乡村社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家长义务和工作伦理，“很多人自然而然地觉得，子女就应该去打工，老人就应该照顾孩子。老年后得到子女赡养的传统伦理，已经完全被改变”。
留守妇女：一家三代的照料责任
相对于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来说，留守妇女几乎很难出现在公众关注的话题中，事实上，不少人并不把留守妇女看做是被关注、被关怀的对象，而是更愿意把她们看做农村的生产者和照料者。
或许，她们真的是坚强的，但在坚强的背后，却隐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痛苦和焦虑。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吴存玉说：“越来越多的留守妇女经历着婚姻的痛苦。我们在河南一个村里调研，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因为年轻人外出打工的原因，使得外地媳妇越来越多，但她们却很难融入当地生活，极端的个例中，还有结婚15年后，仍没有学会当地方言，和婆婆交流还要靠女儿翻译。”
留守妇女的婚姻，正在变得越来越脆弱，这种脆弱性不仅是因为丈夫常年外出、甚至在外面与别人组成临时家庭那么简单，更在于许多人的婚姻缺乏伦理甚至法律的约束，吴存玉说，“在一个我们调研过的村子里，2012年到2016年有多起婚姻根本没有登记，有些人外地打工生完两个孩子才回来进行登记。”
一方面承受着脆弱婚姻带给她们的痛苦和伤害，另一方面，她们还要承担沉重的劳动和照料家人的责任。“照料已经成为妇女留守的主要原因”，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汪淳玉说：“以前认为农业女性化是留守的重要原因，但现在她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照料，很多年轻的留守妇女要照料三代人。更麻烦的是，她们因为结婚年龄普遍偏小，生育周期也就特别长，有些留守妇女自己都成为爷爷奶奶了，但她们还有公婆要奉养，还要照顾未成年的孙子孙女”。
即便承担着一家三代的照料责任，她们的权益也依然得不到保障，汪淳玉说：“她们没有经济自主权，一旦婚姻破裂，甚至得不到丈夫的任何经济补偿，即便想要主张权利，也几乎不可能，因为她不可能得知丈夫真实的收入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离婚之后，她们几乎都会快速地进入下一段婚姻，二次婚姻质量通常可能更差。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们被迫投入下一段更加艰难的照料生活中，去照料那个新的家庭，几乎没有机会再去照料前一段婚姻留下的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