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大学发布“一带一路”社会发展系列研究
4月16日，中国农业大学“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人文与发展学院举办“南南合作和国际发展合作洞见”活动，发布了国内首次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发展进行的系列研究：“‘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农业发展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贫困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与文化研究”“‘一带一路’沿线民间组织发展研究”。系列研究主要介绍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发展、贫困程度、民间组织、宗教与文化四大领域的核心发现，并围绕四个方面就如何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提出了相应建议。
农大“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副院长、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徐秀丽（右一）主持活动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逐渐深化落实，截至今年3月，中国累计与125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3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齐顾波教授、吕慧琴副教授合作开展了“‘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农业发展研究”。研究中指出，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开展合作的国家，虽然近年来农业发展整体上呈现增长态势，但仍有近1/4国家农业生产总值五年来有所下降。一个新的趋势是有机农业在合作国家中的迅速发展。非洲、亚洲以及欧洲的农业发展政策的重点有所区别，与中国开展农业合作的国家中既包括农业援助国也包括农业受援国，农业合作内容和形式极为多样。
两位作者也基于研究发现提供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如农业合作的目标不能局限于生产率提高和粮食安全，还要综合考虑环境保护、健康、性别平等、社会发展等目标；农业合作内容除了关注农业技术研发、农业人才培养、农业投入的增加，也要关注包括生产性基础设施、流通性基础设施，以及农业研发体系、管理体系等方面的建设；农业发展合作的计划和实施需要充分尊重各参与方的发展意愿和需求；农业合作需要建立多方合作的多向沟通网络；农业合作要借助“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这个平台，以“五通发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导向。
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贫困研究”的作者，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唐丽霞教授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发展水平良好，但国家之间发展差距较大。虽然整体贫困率不高，但此区域的贫困人口绝对数量很大，贫困表现出不同的形式。战乱和冲突导致大量难民的产生。唐丽霞建议，中国在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减贫合作时，需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发展程度和面临的发展问题，关注不同的内容，选择不同的合作方式。对于因战争和冲突产生大量被迫性迁移人口的中东地区，减贫合作重点可放在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上，可加强与国际难民署和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合作；而对于粮食生产能力较低的国家，除了重视互联互通以及经贸往来，也应该重视与其进行农业合作，支持这些国家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唐丽霞教授发布研究成果（右二）
“‘一带一路’沿线民间组织发展研究”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董强副教授执笔。他从数量、规模、规范性、服务领域等方面介绍了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独联体地区、中亚地区、西亚地区、中东欧地区的民间组织发展状况。他还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接受西方民间组织执行的官方发展援助的情况，指出发达国家通过民间组织给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受到地理区位、受援国政治社会稳定程度的影响。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战乱频发，社会较为动荡的国家是西方援助投入的重点。基于研究发现，他提出，中国政府应该尽快建立通过国内以及“一带一路”国家民间组织的渠道向“一带一路”国家投放援助资金的机制；应利用现有并搭建新的民间组织交流机制，促进国内民间组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间组织相互合作；中国民间组织走出去需要深入细致地分析进入国家的民间组织环境，并提供针对性的服务，例如在东南亚、南亚地区更多开展民生服务，在独联体地区、中亚地区侧重开展文化交流服务，在西亚地区重点开展人道主义救援服务等。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梁振华副教授进行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与文化研究”发布。他认为，全球超过4/5的人口都归属某一宗教，其中几乎所有印度教徒、1/5基督徒人数、4/5全球穆斯林、6/7佛教徒和犹太教徒聚集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此要推进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合作，首先要对其宗教文化有所了解。他谈到，宗教通过对经济态度和经济行为的塑造来间接实现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因此需要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宗教文化认知，从而减小在带路合作中的宗教文化风险。
活动现场
此次活动由农大“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副院长、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徐秀丽主持。“南南合作/国际发展合作洞见”是2018年由中国农业大学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南南农业合作学院发起的一个对话栏目，针对南南合作和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前沿和焦点问题展开，尤其关注与发展金融、发展知识、发展合作和发展治理相关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减贫、社会转型等领域，通过对话和交流，展现该领域前沿观点、实践探知和经典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