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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三农】1949的留下与归来 为了新中国的农业

新京报 2019年09月25日 报道 浏览次数:

1949年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一场农业的现代化革命大幕就此开启,为了解决几亿人口吃饭的问题,这些农业专家选择了留下与归来

留声1949:

“不能扔下学校,我们不愿意走”——俞大绂

“海外孤儿的生活应当结束了,咱们回祖国去吧”——汤逸人

“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要回到中国去。我的成长教育,是由四万万国民的血汗哺育出来的”——汤佩松

“社稷久经战火,农民首当其冲,我们学农的,应该马上回国,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广大农民雪中送炭”——曾德超

“我们必须认清此次变革并非如辛亥革命——表面变革,而系中国数千年来一次大变革” ——戴芳澜

编者按: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农业,在原始、低效、落后、封闭的耕作模式下徘徊了千百年。

近代以来,外忧内患、烽鼓不息,锋镝余生仅可苟活,无暇理田,1949年前的中国农业一派凋敝。在废墟上站起来的新中国,百业待兴,而如何解决数亿人的吃饭问题,无疑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最大考验。一场农业的现代化革命大幕就此开启。

改变自耕自收的小农生产方式,探索科学发展农业,是中国共产党人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

俞大绂、汤佩松、戴芳澜等一大批农业学人,他们或从全国各地汇聚北京,或从海外跋涉归来,建立起了新中国第一所全国性的农业高等学府,植物病理学、小麦育种学、土壤学、农业化学等现代农业学科由此奠基。更多的年轻的学子,从全国各地出发,进入大学接触现代农业科学,而他们最终的目标,是广阔的田野。

解民生之多艰,从科学强农开始。

2019年的9月10日,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农大科学园的温室中,玉米已经收完。整整90岁的靳晋教授,只穿着衬衫、短裤,在他位于农大科学园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新京报的记者。“我怕热,不怕冷”,这位1949年进入中国农业大学(当时名为北京农业大学)学习,后来留校,在农大干了一辈子的前副校长说。

靳晋经历了新中国整个农业教育的发展历程,“我在农大70年了,不曾离开,在北京70年了,但期间跟很多大师去过全国很多地方,亲眼看到了中国农业的成长和发展。”

老先生当然见证了太多重要时刻,70年前的10月1日,作为年轻的农业学人,靳晋和他的同学们就在开国大典的游行队伍里,而8位和农业相关的大师级学者,彼时就在天安门城楼之上。新中国,从建立伊始,就对农业表现出最高的重视与扶持。

 

中国农业大学校门。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三校合并 大师云集

1949年北平解放时,有三所大学设有农学院,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和刚刚迁到北京的华北大学农学院。

1949年6月,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领导和管理高等教育的政府机构——“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当年9月10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宣布,将三所农学院合并建立农业大学。仅仅一个半月,就完成了三院合并搬迁的工作。1950年,正式命名为北京农业大学(1995年更名为中国农业大学)。

那个时候,靳晋从清华农学院搬到罗道庄的北京大学农学院,那里暂时作为北京农业大学的驻地。

靳晋教授讲述70年来的农大故事。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就在不久前,他刚刚在上海参加高考,考入清华农学院。在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宣布三院合一时,靳晋还在上海的家里。

几天后,靳晋和700位新考入北大、清华、南开的学生,一同登上津浦路通车后的第一列火车,铁路还没有完全修复,一路走走停停,走了两天才到前门火车站。“接新生的车,车厢是木头框子做的,还要烧木炭,必须用摇把快速地摇才能发动,路上还停了好几次,司机下车呼呼地摇”。

进入清华农学院没多久,三院合并就开始了,靳晋又从清华大学搬到罗道庄,那时的罗道庄,基础设施也不完备,秋季多雨,很多学生是踩着泥泞报道的。

即便如此,新生们也非常兴奋,因为这个新生的农业大学,汇集了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农业科学家。

“当时北大农学院是全国农学之冠,有10个系,其中土壤肥料学系和兽医学系更是国内仅有。清华农学院有4个系,但有汤佩松等一批农业学科中顶尖的学者。三院合并后,新的农业大学大师云集,1956年第一次教授评级时,农业大学有10个一级教授,仅次于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档案馆的刘建平教授告诉新京报记者。

开国大典上的农业学人们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天安门举行,“时间开始了”,历史打开了新的纪元。就在那一天,在天安门前见证这一刻的人群中,有一群农业学人,其中,有新中国第一批农业科学和教育的奠基者,也有刚刚进入农业大学、尚未开始学习的年轻学子们。70年前那激动人心的场景,让他们终身铭记。

8位和农业相关的学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北京农业大学第一任校委会委员乐天宇、教务长沈其益,时任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的林学家梁希,时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的昆虫学家蔡邦华,于1951年首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的孙晓村,于1960年担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的陈漫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曾担任过北京农业专科学校、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的章士钊,毕业于北京农业专科学校的胡子昂。

沈其益后来回忆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盛典,聆听毛主席讲话并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目睹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心情万分激动和无上光荣。”

更多的农业学子,则组成队伍,参加开国大典。此时,三校合并的决议已经宣布,但尚未开始,三校学生仍在各自的学院中,但参加开国大典时,三校师生共同组织队伍,统一指挥。

靳晋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况,“我是在清华大学时参加开国大典的,一早我们就到前门一个小院子里集合,有一个专门放衣服的地方,我们在那里换上统一的服装。下午3点的时候正式开始,那时候还没有天安门广场,只有天安门,天安门前面就是前门了,我们就在前门附近的一个院子里参加的开国大典。我们大声呼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用带着些湖南口音的腔调冲大家回应‘同志们万岁!’这些场景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和戴芳澜先生握手合影,1955年。受访者供图

同样1949年入学的张湘琴是从罗道庄的北京大学农学院出发的,天还没亮,她和同学们就出发了,“我们步行去游行候场的地方,大家都准备了路上的干粮,还有防备晚上天冷的厚衣服,周围的路上也有一些临时搭建的厕所,为游行队伍应急。那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么重大的活动,大家也都没有经验,经常找不到带队的人。就算这样,同学们也都充满了热情,人人都盼望着参加这样一个盛大而重要的仪式。”

华侨家庭出身的大一新生黄辉白也是游行队伍中的一员,在1949年到北京,成为他一生最重要的决定,“每当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时,令我备感幸福的是,在我的名字后面能加注‘中国’二字”。

留下来,为了新中国的农业

中国农业大学档案馆二层的展馆里,有一个专区,展示着中国第一代植物病理学家、农业微生物学家俞大绂的生平事迹,那是2011年俞大绂110周年诞辰时设立的,至今仍未撤去。

俞大绂出生于民国望族,1924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在金陵大学,他主攻农学,兼修化学。1928年,27岁的他赴美留学,于1932年获得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成为美国植物病理学会会员,同年回国。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他受命重建北大农学院并担任院长。

三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后,中国农业学科迅速成型,俞大绂居功甚伟。原北京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王步峥曾写道,俞大绂在北大农学院建了10个系,“不仅北大其他学院没有,全国也绝无仅有,历史证明,这为新中国成立后新农大科系的体制奠定了基础”。

 

俞大绂先生近90岁高龄时仍在著书立说。受访者供图

北平解放前夕,诸多学者跟随国民党去了南京,但当时已是国民党时期中研院院士的俞大绂选择留下来,事实上,他不仅自己选择留下,还在最艰难的时刻,为保护校产挺身而出。

1948年岁末,北平城外炮声隆隆,解放的曙光在即,国民党教育部派人鼓动各高校教授离开北平,但俞大绂不愿意走,“不能扔下学校,我们不愿意走”。后来,南京政府又派专机接他去南京,俞大绂再次拒绝。此时,英国、美国也有研究机构聘请他出国工作,也均被拒绝。

1949年三院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时,俞大绂被任命为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受命组建中国第一所全国性的农业大学。和他一样,同样选择留下的还有戴芳澜、汤佩松、应廉耕等农学大师,他们之中,戴芳澜和汤佩松和俞大绂一样,都是中研院院士。

赶回来,建立祖国的农业科学

留在国内的学者们在行动,漂泊海外的学子们,也踏上了归国之路。

时任联合国粮食组织畜牧专员畜牧专家的汤逸人,当时正在美国工作。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之后,汤逸人毅然离开美国,携家眷回国,参与了北京农业大学的筹建,并担任畜牧系主任。

 

汤逸人教授生病期间还在写作,1974年。受访者供图

汤逸人是浙江杭州人,1937年赴英国留学,1947年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畜牧专员,赴美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汤逸人对他的夫人说,“海外孤儿的生活应当结束了,咱们回祖国去吧”。

回国后,汤逸人走遍大漠边关、塞外戈壁,在新疆、内蒙古、青海、宁夏等牧区进行绵羊改良和育种工作,甚至在晚年,得了骨髓癌卧病在床时,仍没有停止工作,他填补了中国细羊毛品种的空白,并一手建立了中国自己的家畜生态学。

“社稷久经战火,农民首当其冲,我们学农的,应该马上回国,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广大农民雪中送炭”,这是农机专家曾德超回国的理由,他比汤逸人早回国一年。

1948年,联合国战后救济总署提供了一批购置设备的资金,准备在湖南邵阳设立乡村工业示范点,曾德超听闻,放弃了已经通过的博士考试,回国到乡村工业示范点工作,主持农机的研制、开发和推广。

和他们做出一样的选择的,还有很多人,比如动物繁殖学家安民,1948年,在英国学习动物繁殖的安民,决定带着最新的技术回国,在回国途中,他还转道美国,宣传国内进步运动。1949年回国后,在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任教,并首开中国“家畜繁殖学”。

一个大国的农业科学

1950年,时任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系教授的戴芳澜,给美国学习的学生相望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必须认清此次变革并非如辛亥革命——表面变革,而系中国数千年来一次大变革……这变革我认为系致国家于富强及走向世界大同的正确途径……”

富国必先强农,这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

和戴芳澜一样,那一代的许多学人,他们曾亲历过旧中国农业的落后境况,也曾留学海外接触最新的农业科技,但最终,他们都选择回归故土。

于1950年担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的植物生理学家、植物化学家汤佩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要回到中国去。我的成长教育,是由四万万国民的血汗哺育出来的”。汤佩松年少时曾在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学校读书,他所说的“四万万国民的血汗”即庚子赔款。早在1948年解放前夕,汤佩松拒绝去南京时,就曾说过同样的话,“清华是全中国国民血汗建成的,现在到了把它还给国民手里的时候了”。

梅贻琦校长来到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指导工作并合影、中为梅贻琦校长、后排右三为戴芳澜。受访者供图

中国的现代农学,发源于1910年代,但一直都没有一所完全的农业大学,甚至连最基础的农业资源,也都任由外人攫取,戴芳澜在1932年曾专门写了《外人在华采集真菌考》一文,揭露外国学者和传教士在中国各地肆意采集标本、随意带出国门的问题,他指出,就连这些产自国内的菌物的学名,也都是外国人定的。

戴芳澜希望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农学,这一期望,其实也正是新中国第一代农业学人们所做的。在1939年,戴芳澜就已经发表了9篇《中国真菌杂录》,后来又著成《中国真菌汇总》,成为中国菌物学的奠基之作。植物病理学家俞大绂则建立了“植物病理学”“植物检疫”等学科。植物病理学家沈其益更一手筹办了农业气象专业、农业科学研究部……

一个大国的农业科学,在他们的手里诞生并逐步成长起来。

当年的学子,已成参天大树

沈其益是在革命中成长的科学家,1949年,靳晋从清华农学院转到新成立的北京农业大学时,接触最多的就是沈其益。

1956年,北京农业大学决定从罗道庄迁出,沈其益作为副校长,具体主持选址事宜,那时候靳晋已经毕业留校,他跟着沈其益,走遍了北京的东、西、北郊,“罗道庄地方太小了,而农大需要自己的实验田、试验站,当时在北京四个方向走找遍了,南郊没选,地势太低了。西郊选的是西郊农场,但因为调配问题放弃了。东边选的是现在农展馆的位置,但那里那时候是个大坑,没有填坑的经费,也放弃了。北边最初选择的是韩家川村西边,最后才改到马连洼”。

农大建校,校区并不大,2000亩的试验站和万亩农田才是重头,靳晋当时负责试验站的建设,“当时没有地方睡,晚上和建校区的人一起住,几乎没怎么回过家”,他说。

沈其益在棉花丰收田。受访者供图

靳晋后来历任科研部部长、农业大学副校长等,更多从事管理工作。而和同时代入校的戴景瑞与石元春,则一直从事科研工作。

戴景瑞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后留校任教,并一直从事科研工作,育成玉米杂交种10多个,累计推广一亿多亩,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石元春,1953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长期从事土壤地理和盐渍土发生与改良工作,是曲周盐碱地治理的代表性人物,1991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还有许许多多的农业学人,70年前,他们都还是青葱少年,跟着前辈大师们学习、研究,70年后,他们已经是中国现代农业的参天大树,他们的树荫下,还有一代又一代新的学人,延续着他们的道路,继续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事业努力。

【亲历者说】

跟着大师们学习

陆漱韵(中国农业大学退休教授,甘薯育种专家)

陆淑韵(左二)在家中,2019年夏。受访者供图

1949年4月下旬,我人生中重大的转折发生了,我报考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和北京大学。结果很快就被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录取。不久之后又得到通知,北大农学院也录取了我。

9月25日,由“北大”“清华”“南开”联合招生办的学生会组织我们农学院新生共13人,成立了“北上团”。当火车行驶到安徽省明光车站时,突然遇到国民党飞机前来空袭,火车只能停下来。同学们走下车厢,不知谁提议,在站台上照张集体像,这张像我现在还留着。

1950年学校施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教学改革,让全校一年级同学去卢沟桥农场进行一个生长季节(4-10月)的实习。因为农艺系是四大生产系之一,学生人数多,除一班外,把我们一部分同学分到四班与农化系的同学编在一起。

在卢沟桥学习,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生长季节开始前,要做整地、捡石头等准备工作。吃饭时席地而坐,吃的是窝窝头、馒头、小米稀饭和咸菜。当时没有教室,就在广场,老师在上面讲授,学生坐在马扎上听课和记录。

我记得沈其益、俞大绂、黄瑞伦等老先生来讲课的情景。他们讲课中夹杂用一些英文,这是当年大学教授的一种风尚。

在农耕时期,每个班除了要观察一个植物以外,还得观察别的,观察芝麻怎么长出来,芝麻怎么开花,怎么结果。还有小麦,小麦种子收获以前,就要去田里看,是不是纯,有没有杂的,有杂的就要去掉,这叫去杂去劣。这是小麦育种里面必须做的,保纯。

1953年夏,毕业前夕,人事处通知,我被留校做助教,分配到农学系遗传教研组任教。当时系主任蔡旭教授根据教学科研需要,安排我的工作。比如米景九先生讲授达尔文主义课程,我要根据米先生讲解内容,配合翻图,当时戏称“拉洋片”。

我去过昌平农场带一年级同学的教学实习,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任职的苏联专家谢坤到北京农大指导科学研究,主要是小麦的氮钾方面的肥料试验,也做了一些甘薯叶面喷肥试验。蔡旭教授安排我参加他们的研究。

小麦肥料试验中有21种组合,加上两个对照,共23个样本,在生长发育期间,定时取样,分别测定叶绿素含量作为分析试验结果之用,这就是我要做的工作。

另外我还做了甘薯叶面喷肥试验,我还有幸跟随研究生们聆听了著名教授戴芳澜先生的真菌课,丰富了我的植保知识,扩展了思维领域。在我以后的工作中,这些都成了宝贵的财富。

【这片土地 我想对你说……】

新京报:七十年来中国三农的最大变化和进步是什么?  

靳晋:第一,农民组织形式的变化,则在根本上解放了生产力,使中国农业的崛起和腾飞,有了最重要的基础。第二,科学的进步,改变了生产方式,从粮食增产到科学养殖,从无土栽培到智慧农业,科学带来的变化是天翻地覆的,不仅满足了中国人的食物需求,还让中国人吃得更好。以前人们只要吃饱就好,现在则追求健康膳食,没有科学,我们不会有这样的进步,也没有那么多选择。

新京报:对这片土地,您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靳晋:天覆地载,人在其中。脸朝土地背朝天的农民,是我们这个世界上顶天立地的人。每一个人都不该忘记,人类不能脱离土地,土地是人类生命的源泉,唯有在土地上,我们才能获得生存的资源、健康的资本。农村是我们美丽的家园,记住乡愁,就是记住我们的根。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新京报客户端2019年9月24日

责任编辑:刘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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