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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三农】粮食的胜利:56年前京郊大地小麦会战

新京报 2019年09月26日 报道 浏览次数:

编者按:1963年,北京市启动“百万亩小麦亩产300斤”的科技攻关,于两年后成功。这一攻坚战,后来被称为“小麦会战”。

更广义上的“会战”其实从新中国成立就已经开始。

1950年,东北、河北、山西等地部分农民自发开展季节性农业生产竞赛;1951年,农业部发布农业生产奖励试行办法;1953年,农业部发布第二个小麦增产竞赛条例,开展爱国增产竞赛。还有随后畜禽、蔬菜增产的攻关……

这一切的成果,就是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

这是粮食的胜利,也是新中国的奇迹。今天,无人不知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其实,研究小麦的蔡旭、赵洪章,研究玉米的李竞雄,奇迹的背后,值得致敬的名单很长很长,他们共同的目标只有一个:解决中国人自己的吃饭问题。

蔡旭手稿。受访者供图

【长报道】

几张陈旧的手稿摆在桌子上,红色的信纸,抬头印着“北京市海淀区科学技术协会”的字样。纸上折痕宛然,有几张边缘已经破损。

手稿上有一列数字:“1949年,北京市小麦不到百万亩,亩产只有62斤;1962年,北京市小麦亩产124斤;1965年,北京市小麦亩产226斤,百万亩水浇地实现小麦亩产300斤目标……”

这是著名小麦栽培及遗传育种学家蔡旭的手稿。1963年,蔡旭组建了北京市小麦生产顾问团,并承担了北京百万亩小麦增产攻关任务。手稿上的“百万亩水浇地亩产300斤”,正是这次“大会战”的结果。

今日的北京,农业的比重似乎已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几十年前,这里进行的百万亩小麦增产攻关,曾承载了太多国人对粮食丰产的期望。

从73块样板田开始

1963年8月,北京召开“种麦养猪会议”,由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主持。会议最后,成立了“争取百万亩水浇地小麦亩产300斤”的委员会。

一份蔡旭于1968年写成的材料中记载,在会上,北京市领导“口头任命王纯为组长,我为副组长”,但后来,“小麦会战”中大部分攻关任务,都是以“北京市作物学会”的名义参与的。

蔡旭(中)在小麦田里观测。受访者供图

百万亩、水浇地、亩产300斤,这是这次会战的几个关键词。北京郊区的农田,以前多是旱地,1957年开始农业水利化之后,大量的旱地被改造为水浇地,这也成为小麦增产最重要的基础。

即便如此,让百万亩小麦增产一倍多也不容易。

通过改良种子显然不现实,育种是基础工作,每一个新种类的出现,都要以十年为单位的培育。事实上,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蔡旭就选育和推广了中大13-215等多个品种,1942年育成南大2419,上世纪50年代又育成农大系列、东方红系列等,其中,农大1号、农大3号于50年代中期,先后在京郊、河北中部、山西中部南部等水浇地上推广,南大2419则在长江流域、黄淮平原种植。它们和小麦育种专家赵洪章育成的碧蚂系列,先后控制了多次小麦条锈病流行,成为新中国小麦增产的重要原因。

短时间内,育成更高产的作物并不现实。

这时候优秀的麦田管理,则成为实现攻关目标的重要途径。为此,蔡旭和攻关人员在京郊选择了73块样板田,“以样板带动一般”,“使各区县的麦田管理工作更细致些”。 

当时,蔡旭长子蔡祝南刚刚从农大毕业,留校任教,他还清楚地记得,为了样板田选址,50多岁的蔡旭走遍了北京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的农村,“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里,剩下的时间要教学,回到家里还要忙着做规划、整理资料,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               

第一次丰收之前,锈病爆发了 

样板田的种植比一般的地更复杂,每一块样板田,都要严格按照农业专家制定的流程种植,并设立田间档案,讨论和制定具体的管理措施。 

在北京,各郊区的环境不同,山地、平原交错,土质也不同,南郊的沙土和北郊的黄壤土,显然不能用一样的方式管理。

为此,蔡旭和专家顾问团为不同区域设计了四套“田间管理方案”,并制定了“北京地区小麦生产技术管理历程表”,何时耕地、何时下种、何时浇水、浇几次水,都有标准。 

实施这些方案的,是由农民组成的科技小组。 

蔡旭与科技人员一同进行小麦苗情调查。受访者供图

“很多农民不愿意种新品种,也不太愿意按照专家的方案去管理。他们种了一辈子地,自然会认为自己才是最懂地的,而且,贸然的改变,可能带来减产的风险,同样是他们不能承受的”,蔡祝南说。 

为此,北京市召集各区县农业负责人、各公社主任、生产队长开会,并请小麦顾问团的专家参会,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实施路径。由生产队选择观念开放、善于学习的农民组成科技小组,负责样板田种植。各农业科研机构、高校人员负责培训科技小组的农民、并具体指导管理,各级农业负责人实时检查敦促。 

当时的资料显示,北京市各农业科研机构和高校,几乎都派了专家在各个样板田蹲点,因此,三年中,很多要开会的事情,都是直接在小麦地头举行现场会解决。 

投入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但会战并不顺利。 

就在1964年5月,第一批冬小麦快要收获的时候,忽然爆发了大规模的小麦锈病。 

尽管在上世纪50年代,京郊就已经开始推广抗锈品种,专家们也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但依旧影响了收成。 

那一年,北京多数区县小麦产量大减,样板田也因此遭到质疑。为此,在当年8月举行的北京小麦总结会议上,面对全国各省份的代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做了一个报告,蔡旭后来曾表示,这一报告“为我们撑腰,表示对我们的支持”,据蔡旭记录,“谭震林还通知唐山市委书记约我到唐山介绍北京市的经验”。 

成功之后,会战并未结束 

锈病影响下,1964年的小麦到底亩产多少?蔡旭写道,“1965年,夏季郊区一百万亩水浇地小麦实现三百斤的指标,比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两年小麦单产增长近乎一倍”,这意味着,即便受到锈病影响,百万亩水浇地1964年的产量也达到150斤左右,超过1962年。 

1965年,没有再出现意外,历时三年的“小麦大会战”胜利结束,百万亩水浇地实现了亩产300斤的目标,而北京全市小麦平均亩产则为226斤,比1962年提升了100斤。 

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胜利。北京市的小麦产量从亩产62斤到124斤,用了13年,而从124斤到226斤,仅仅用了3年。 

更重要的是,小麦大会战之后,增产的趋势并没有放缓,“样板带动一般”的效应实现了,73块样板田带动了百万亩小麦增产,而高产的百万亩,又成了新的样本,带动整个北京的小麦增产。 

在更大的范围内,北京则成了样板。 

蔡旭在1965年底的文章中说,“京郊主要大田作物水稻、玉米、棉花等都采用了样板田的作法,并开始形成了以样板田为主要阵地的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 

在北京乃至全国小麦增产的历程中,蔡旭和他建立的“小麦专业组”承担了大部分技术攻关,这个专业组几乎涵盖了北京所有小麦方面的专家,虽然此后数易其名,但其性质并没改变。也是这些专家,留下了小麦增产的历史路径。 

据记载,即便在特殊年代,小麦协作组也依然承担着科研、科普等任务,在1973年、1975年、1977年三次举办大规模的系统讲座,还担任县区农大的兼职教师。 

1983年,北京市再一次提出新的粮食公关目标:尽快把亩产提升到500斤。 

1982年,北京市小麦生产科学技术顾问团、北京市农业局等共同发布的《关于争取北京小麦平均亩产五百斤的意见》。受访者供图

一份由北京市小麦生产科学技术顾问团、北京市农业局、北京市农业科学院等多家单位于1982年8月18日共同发布的《关于争取北京市小麦平均亩产五百斤的意见》显示,新中国成立以后,按10年一个阶段,前三个阶段北京市小麦种植面积年递增率3.43%,单产率递增8%。到1978年,北京市小麦种植面积已经达到280万亩,亩产达到459斤,“面积扩大近两倍,单产提高六倍多,总产增长了近20倍”。 

“这可以说是第二次小麦会战,这一次的任务其实没有第一次重,一方面亩产已经很接近了,另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改造,农田、水利等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增产的条件具备了”,蔡祝南介绍当时的情况时说。 

对于蔡旭来说,真正的麻烦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他自己的身体,1911年出生的蔡旭,此时已经年逾古稀,并患有心肌梗塞。但他依然接受了任务,主持小麦增产公关工作。此后在1984年至1985年两年之间,他曾数次病重入院,最终在1985年12月去世。也就在那一年,北京市小麦亩产达到512斤,第二次会战的目标也实现了。 

蔡旭去世后,《北京日报》于1986年1月5日刊文纪念,文中说,“北京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北京郊区小麦的平均亩产量从1949年的一百来斤,提高到1985年的512斤,过去一年吃不到几斤麦子的山区农民,如今可以放开肚皮吃了。这个变化里面凝聚了蔡旭教授多少心血!” 

一个品种挽救了大半个新中国 

除了蔡旭和他的同伴们,在更广袤的土地上,还有更多人为了粮食的胜利而战斗。 

在陕西,著名小麦育种专家赵洪璋,一直未间断过新品种培育的工作。赵洪章是在国内成长起来的农学家,在1948年解放前夕,他就培育出丰产抗锈的“碧蚂1-6号”“西农6028”等。

赵洪璋在小麦田里观察小麦情况。受访者供图

上世纪50年代,碧蚂1号、碧蚂4号和西农6028,因抗锈能力强而在北方广泛推广,到1959年,种植面积已达1.1亿亩,其中碧蚂1号占了绝大部分,达到9000万亩。毛泽东曾多次接见他,并称赞他“一个小麦品种挽救了大半个新中国”。

蔡旭在北京主持“小麦会战”的同时,赵洪璋也培育出了新的丰产1、2、3号,其中丰产3号因抗锈性更好,耐肥抗倒,穗大质佳,,而被广泛推广,成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关中和黄淮冬麦区种植面积最大的品种。

更新一代的品种也在此时开始培育。1964年,赵洪璋在用刚刚培育成功的丰产3号和其他品种为素材,开始组配新的杂交组合。 

至1979年,新的矮丰1、2、3、4号培育成功,这些矮杆小麦株高约80厘米,抗倒性突出,每亩穗数多,尤其是矮丰3号,被广泛推广,上世纪80年代时,亩产可达四五百公斤。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小麦正式踏入千斤时代。 

李竞雄(中)在观察玉米长势。受访者供图

小麦之外,玉米的培育也同样成绩斐然。1958年,玉米育种学家李竞雄就育成第一批玉米双交种,这些双交种的产量明显高于其他品种,因此被快速推广,到1965年全国玉米种植面积达到2.3亿亩。中国农业科学院玉米科学技术组于1966年发表的《一九六五年玉米稳产高产经验总结》显示,1965年,全国玉米单产和总产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其中亩产达到300斤以上的县,就有210个。 

李竞雄的脚步并没有停止。1969年,他被派往山西大寨继续培育玉米良种。李竞雄的学生、著名玉米遗传育种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戴景瑞在回忆李竞雄的文章中说,“为了选育适合太行山区腹地需要的玉米良种,他不顾脚上骨刺的剧痛,踏遍了那里的山山水水”。

李竞雄的辛苦没有白费,在那里,他培育出了大单1号等玉米良种,“种满了全县的圪梁和坝地”。 

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 

小麦、玉米,还有水稻,新中国粮食攻关的历程中,每一种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1964年,袁隆平在湖南发现了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经人工授粉,结出了数百粒第一代雄性不育株种子,开启了杂交水稻的大门。1974年,第一个杂交水稻强优组合南优2号育成,亩产623公斤,超出原本稻种的一倍多。到1988年,全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近两亿亩,增产100亿公斤以上。 

此后的数十年里,袁隆平的超级稻产量不断上升,2013年平均亩产达到988.1公斤,创世界纪录;2016年双季稻年亩产达到1537.78公斤;2018年,在海南试验田里,亩产破千,达到1065.3公斤。 

不论是小麦还是水稻,不论是蔡旭还是袁隆平,他们共同的目标只有一个:解决中国人自己的吃饭问题。 

为了这一目标,70年来,太多科学家耗尽毕生的精力,蔡旭在临终前一天晚上,仍旧工作到深夜,李竞雄在80岁时仍接受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积劳成疾、一病不起…… 

统计数据可以更清晰地证明70年来中国粮食增产的成就。 

1949年,全国耕地总量为14.88亿亩,粮食总产量1.1318亿吨,平均亩产69公斤。 

1978年改革开放时,粮食产量达到3.0477亿吨,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当年中国物种主要粮食产量位列全球第二,1983年首次超过美国,1986年以后,一直保持世界第一。 

到了2018年,全国以17.56亿亩耕地,产出6.5789亿吨粮食,平均亩产375公斤。和1949年相比,总产量增长5.8倍,单产增长5.4倍,但耕地总量,却仅仅增长了18%。 

这还只是粮食,还有蔬菜、水果、肉类等食品,产量同样在不断飞跃。 

2018年的数据显示,我国蔬菜产量为7亿吨、肉类8500万吨、禽蛋3100万吨、水果2.7亿吨、水产品6400万吨……所有这些产品,和6.5亿吨粮食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餐桌食谱。 

【亲历者说】 

忘掉年夜饭的父亲 

蔡祝南(蔡旭长子,中国农业大学生物技术学院教授)

蔡旭长子蔡祝南。受访者供图

在生活中,我父亲是一个很亲和的人,他对同事、学生、家庭都很关心,但对自己却完全相反。

那时候农大还是郊区,试验田更远,在东北旺,下了公交车还要走一里多地才能到地头。有一位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家住城里,爱人常年生病需要人照顾,我父亲心里一直很不安,直到那位老师搬家到学校后才放心。后来我父亲住院时,仍每次都要问这位老师爱人的身体情况。

做小麦育种,多一半时间在试验田里,一去就是一天,中午不回来,家里做好了饭,早晨出门时带着。到中午的时候,别的老师和学生去吃饭了,吃完饭回来,发现我父亲还在地里,问他为什么不吃饭,他说忘了。晚饭要回来吃,但我父亲工作时,常常到天完全黑到看不见了才肯回,等他们回来,食堂早就关门了,学生们错过了饭点儿,我父亲就带他们来家里吃。

他自己却太不注意身体了,1983年,北京市启动第二次小麦会战,父亲仍旧主持技术攻关工作,那时候他心脏不好,但还是去石家庄、沧州考察当地的杂种小麦。回到北京后,就整天呆在试验田里。那年大年三十,我们一家人做好了年夜饭等他,等了好久也不回来,原来他带着学生们,在温室里给刚刚栽上的小麦浇水,把年夜饭忘了。 

小麦品种的改良是个慢活儿,一个品种要培育十几年,更新换代却很快,大部分两三年就会被新的品种替代。不过,也有一些因为各项性能良好,且适应性更好,就非常坚挺,能种很多年,我父亲培育的南大2419就是一个。 

南大2419是1942年培育出来的,因为是在南京大学培育出来的,所以叫南大2419,比较适合南方种植,只是当初受战乱影响,种植面积没有那么大。 

上世纪50年代,南大2419因其优秀的抗锈能力,在黄淮地区广泛推广。在此后近20年中,一直都是当地的主要品种之一,最多的时候种植面积达到亿亩,这在小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在小麦种植中,锈病是一道难关。锈病一般有三种,条锈病、叶锈病、秆锈病,在中国,传播面积最广、危害最大的是条锈病,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多年中,防锈病一直都是小麦育种的重要目标,也是丰产的条件之一。 

1963年到1965年的小麦会战中,锈病就曾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当时种植的已经是抗锈品种,但并不能保证不受害,因为病菌的多样性,抗锈也是针对性的,可以抵抗这种病菌的,未必能抵抗另一种病菌。 

在样板田建设中,这个问题影响很大。样板田是给农民看的,让他们可以照着学。他们更看重产量,对抗锈的意义缺乏理解。我父亲经常会举办科普学习班,每到地里,也都会和农民交流。他常说他在向农民学习,但实际上,农民也在向他学习,他们互相吸收对方的长处。后来我整理父亲的笔记,在总结小麦会战时,他就把劳动群众的作用作为实现科学管理的条件之一。 

【这片土地 我想对你说……】 

新京报:七十年来中国三农的最大变化和进步是什么? 

蔡祝南:七十年的农业腾飞,再一次证明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不管在作物产量的增长方面,还是农村生产结构的变化方面,都体现了这一点。 

新京报:对这片土地,你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蔡祝南:三农是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发展三农,首要发展农业科技。同时减轻农民负担,这样才能更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避免农村的种种问题,使农民真正增产增收。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新京报客户端2019年9月25日

责任编辑:刘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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