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事业的中国经验：高速发展与大规模减贫同步
邵海鹏
“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这是中央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做出的庄严承诺。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距离前述庄严承诺，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当前，正是脱贫攻坚最为关键的阶段。“行百里者半九十，越到紧要关头，越要坚定必胜的信念，越要有一鼓作气攻城拔寨的决心。”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南考察，来到中央办公厅定点扶贫县——信阳市光山县，该县位于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习近平表示，脱贫攻坚是一项深得人民拥护的民心工程。“光山县今年退出了贫困县序列，贫困帽子摘了，攻坚精神不能放松。”
回首这70年来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整个国家始终没有脱离贫困的缓解和消除的轨道。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小云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建国以来，整个国家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扶贫历程。而且，新中国七十年的反贫困历程和减贫经验，不仅对于中国以后的发展，同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减贫，均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70年的发展与减贫有高度相关性
9月27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称，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改革创新、接续努力，在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消除农村绝对贫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创造中国历史上的减贫奇迹。
中国的减贫成绩为世界所公认，总结中国减贫成就与经验，有两个重要时期，即发展减贫与精准减贫时期。在早期很长一段时间是靠经济增长促进减贫，后期单纯靠经济增长来实现减贫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因此，应运而生的是“精准减贫”。
在1949年到1978年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国家的发展战略自始至终都没有脱离贫困问题。
根据9月24日博鳌亚洲论坛发布的《亚洲减贫报告》显示，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和农业技术改革，围绕着普遍性贫困来开展。以教育、卫生和人均预期寿命的改善为主要标志的非收入性贫困的极大缓解，是1978年之前中国减贫成就的主要方面和突出成就。更重要的是1978年之前的发展为之后大规模的收入性贫困的减少创造了条件。
报告专家团队负责人李小云称，这个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质上可以称为广义性的扶贫实践。尽管在这个阶段中国还没有类似现在的扶贫开发计划，并且缓贫成就也无法与1978年之后的成就相比较，但是从反贫困的历史基础的角度讲，1978年之前的减贫依然是中国反贫困故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使7亿多农村人口摆脱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前述《报告》显示，这一段时期，发展性的扶贫实践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农业发展驱动的减贫实践（1978-1985年），二是工业化与城镇化驱动的减贫实践（1986-2000年）；三是国家主导的、有计划、有目标的农村开发式扶贫实践（2001-2011年）；四是精准脱贫攻坚：中国扶贫的新实践（2012年至今）。
李小云称，要了解中国的减贫，需要历史地审视中国整体发展的战略和结果与减贫的关系，不能只关注狭义的减贫的计划。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精准扶贫已经六年，脱贫攻坚战已经打了三年，刘永富称，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和重大历史性成就。按照我国农村现行扶贫标准，2013-201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8000多万人，每年减贫人数都保持在1200万以上，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1.7%。832个贫困县，已脱贫摘帽436个。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左右现行标准的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90%以上的贫困县将实现摘帽，再经过2020年一年的努力，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得到历史性解决。
尤为重要的是，除了贫困人口减少这样的直接影响外，还有许多涉及长远发展的间接影响，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在2019年的全国两会上，他提到，脱贫攻坚大大改善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仅贫困人口受了益，所有农村的农民都一起共享了这些成果。其次，通过脱贫攻坚还倒逼了产业发展、生态改善，培养了大批农村干部，锻炼了大批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另外，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有了转变，工作能力有了提升，农村治理水平有了提升。
对于当前的精准脱贫攻坚阶段，李小云评价称，这是在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趋向于不利于减贫的条件下实施的立足社会公平的政治行动。虽然很多政策和措施都是基于以往的实践基础，但是精准脱贫将保护式和开发式扶贫进行了有机对接，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减贫在制度层面进行了整合，在一系列扶贫方式上进行了创新，将瞄准到施策再到评估整合为一个系统，形成了迄今为止最为系统的科学减贫战略和政策框架，从而构成了中国扶贫的新实践体系。
互联网科技赋能“三农”
由于脱贫攻坚的重点集中在农村，而那些做起了县域、乡镇、农村市场“下沉市场”生意的电商，自然也就成为了农村“脱贫攻坚”的生力军，农村电商扶贫已经成为精准扶贫的一条重要路径。
在光山县调研时，习近平强调，要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拼多多创始人黄峥就指出，电商企业参与扶贫工作，核心是利用互联网的优势，解决农产品流通问题，让贫困地区有产就有销，多劳能多得。
根据《中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报告(2017—2018)》显示，2017年，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实现网络零售额1207.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2.1%。迅速兴起的各类“淘宝村”“电商村”，带动就业人数超2800万人，创造直接就业机会超过130万个。
作为广西钦州当地人口中的“上海仔”，徐亮有着浓厚的乡村情结。2017年4月，启动了钦北区农村电商项目。2019年6月，公司团队自主研发了“和汇家—新村淘”农村电子商务平台，解决农村下行“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上行“最先一公里”问题。
徐亮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新村淘将服务触角延伸到贫困村，为农民提供农产品上行的渠道，同上海市等发达城市对接，推动紧密和接地气的扶贫。该项目还积极推动打造农村大数据，推进农村医疗、远程教育、家电维修、废品回收等延伸产业。
尤为重要的是，2019年，和汇家开展了消费扶贫项目，依托电商新业态，消费也能扶贫，消费也是扶贫。他表示，以电子商务平台为载体，将运营商、商家、城市个人消费者、机关事业单位消费者、农产品经营者（含农户、专业户、专业合作社、村民合作社）联合起来结成利益共同体，通过生产、销售、服务、消费一体化，将过去中间商瓜分的利润和节省的营销成本返点给消费者（贫困村），形成一个多赢的现代商业模式，巧妙地将农产品生产销售、商家营销、消费者消费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
在互联网时代，手机变成了新农具，直播变成了新农活，数据变成了新农资。
9月23日，农历秋分，我国亿万农民迎来了第二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也正是在这一天，1000多名网红和县长，化身全国各地的农货“超级推销员”。新疆托里县牛肉干，30秒爆销1200斤；福建平和琯溪红柚，10分钟售罄45万斤；山西平顺花椒芽菜酱，3万瓶被瞬间抢空……
2018年4月，阿里巴巴启动“亩产一千美金”助农计划，让农民真正赚到钱。计划启动一年以来，贫困县土货在阿里平台的销售同比增长就达到80%。
在脱贫攻坚决胜之年，阿里丰收节将主场直接落地至国家级贫困县。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乡村事业部总经理李少华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阿里“一县一业”项目，惠及光山县油茶籽油基地17万亩、800万株油茶籽油树。由“品”到“业”，阿里这样的扶贫思路，可持续且可复制。包括茶油在内的“光山十宝”，已成为网上走红的大IP。菜鸟网络打造的“光山农村共配模式”，使光山成为全国首个“农村共配示范县”。
在2019年，本来生活集团也启动了农产品电商扶贫3.0模式。本来生活扶贫与乡村振兴促进中心总经理丁玲玲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从扶贫工作所伊始，本来生活网便实行了以产业链赋能为代表的赋能式的扶贫模式，从供应链端解决贫困地农产品销售问题及长远市场竞争力。但是，在电商扶贫3.0模式中，从帮助贫困地区销售农副产品、打造品牌，到帮助贫困地区发展产业、制定标准，更注重帮助农民建立持久的市场竞争力、持续的增收能力。
丁玲玲举例称，“褚橙”的种植基地在贫困县——玉溪市新平县，该县是全市七县二区中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脱贫任务最艰巨的县。2012年，本来生活打造了“褚橙进京”，首次实现了传统农业与互联网电商的结合，多年来进行持续不断的品牌化营销和全网销售，使褚橙成为中国农业的标志性品牌。从2012年-2016年，每亩褚橙的收益实现年均30%的增幅，基地农户年收入从最初几千元达到8-12万。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武汉江南北公司CEO高攀也认为，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其中参与扶贫助农的电商平台们功不可没。总体来说，各大电商平台为扶贫助农出了力、提了速，以较低的门槛帮助了一部分农村贫困人口实现了增收脱贫。但是，电商扶贫不应该被等同于帮助农户卖农产品，电商、互联网平台还可以通过数据、产业、用工、创业、金融等方式为农村脱贫做出更多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