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扶贫一体化建设 打赢脱贫攻坚战 如何终结贫困？——来自中美专家的反贫困战略分析
研讨会现场 主办方提供
10月13日，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CIDGA）、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CIDRN）、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社会政策中心和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共同承办的中美专家研讨会在线上举行。本次会议邀请了来自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等专家学者就如何终结贫困展开对话。会议由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副教授张传红和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社会政策中心主任高琴主持。
根据主办方的介绍，双方机构都是长期关注贫困、不平等、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等相关议题的专业机构，通过科研研究、人才培养、政策对话、发展实践等深化学界、政界和社会公众对此领域的认知。双方都很关注搭建研究共享的全球平台，注重国际比较视野的开发。本次对话为中美专家间的交流与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院长梅丽莎·伯格（Melissa Begg）专门致辞支持。
在对话环节中，中国农业大学资深讲席教授、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名誉院长李小云首先介绍中美两国贫困环境差异以及贫富差距情况：比较了中美两国的贫困人口分布特点、扶贫减贫战略，并简要展示了中美两国在消除贫困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李小云教授指出，在反贫困战略方面，美国已经从发展与救助相结合的混合方法转变为以就业为中心的战略，而中国则从专注经济开发的扶贫战略到更加注重扶贫政策与其他解决不平等收入政策间的衔接和一体化转变。中国未来的减贫也将更加关注城乡一体化程度、城乡就业市场一体化、贫富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城乡社会服务供给差异等方面的政策和战略。李小云对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充满信心，但他同时也提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贫困标准会不断上移，农村绝对贫困的消失并不意味农村贫困的消失，扶贫减贫工作还将继续开展。
哥伦比亚大学康普顿基金会百年讲席教授简·沃德弗格（Jane Waldfogel）就如何衡量贫困及其重要性这一主题发表讲话。她指出，准确的衡量标准对于衡量政府减贫努力的影响至关重要，而不同的衡量标准可能会导致减贫成果的巨大差异。哥伦比亚大学团队使用了更加准确、全面和多样化的标准，对抗击贫困，前瞻贫困趋势进行重新研究，并列出了政策措施实施以来的诸多问题，尤其是贫困衡量标准的局限性。此外，她表示同时使用多项政策措施抗击贫困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方法。她最后还提出，未来的贫困衡量标准应更加关注“近贫”和“深贫”问题，即不仅要关注处于深度贫困的人口，同时也要关注那些刚刚超过贫困线但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人口。
浙江大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认为，过去四年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不同研究表明，无论使用哪种贫困线，自1978年以来贫困发生率一直在下降。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在减贫方面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采用的贫困衡量标准，如果中国将贫困线提高50％，农村贫困发生率将从不到1％增加到10％左右；如果中国采用相对贫困线，将会有超过15％的农村人口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并且我们将看到过去40年中贫困发生率在上升而非下降。因此，基于对中国农村贫困程度和长期趋势的研究，他指出，中国应采用相对的贫困概念和衡量标准，并思考新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以减轻未来的相对贫困。
哥伦比亚大学莫里斯·罗素讲席教授罗纳西·敏西（Ronald Mincy）主要阐述了影响黑人的扶贫结构缺陷问题。他指出，拥有不到四年大学学历的男性的工资、就业、婚姻和劳动力参与下降，这导致无法负担抚养子女的单亲母亲和非居民父亲的子女比例增加，劳动所得税抵扣制（Earned Income Tax Credit，EITC）是减少这些儿童贫困的主要策略，它为低收入在职父母提供工作补贴和税收减免。但问题在于EITC将非居民父亲视为无子女的成年人，即使他们在全额支付子女抚养费，它对非居民父亲几乎不提供税收减免和最低限度的工作激励，这些问题应当予以重视，并得到解决。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朱玲阐述了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在中国扶贫中的作用。她提出，中国在扩大城乡社会保障覆盖面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针对农村人口和无工作的城市居民设立的非缴费型养老保险和公共财政补贴的基本医疗保险让贫困人口获得最大惠益，自2016年以来，这两个项目在农村地区的覆盖率已达到99%，社会保险、社会援助和人力资本投资方案多管齐下，相辅相成。同时在2020年后，加强社会保护体系需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计划没有很好地覆盖居住在城市地区的农民工及其家庭；二是贫困的老年群体和迅速老龄化的中国面临照护老人的巨大挑战。
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终身教授、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甘犁指出，减贫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中国的减贫政策同时也是经济增长政策。中国储蓄率较高，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储蓄有所增长。一方面高收入群体储蓄更多进行预防，另一方面低收入群体则面临更大的流动性障碍。相较于其他国家，中国的社会支出较低，约为2%，主要聚焦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此背景下，甘犁教授借鉴2019年三位诺奖获得者的思想，引入相应的减贫措施，一是有条件的资金转移，二是工作激励，并以中国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地区为例，通过讲述其发展模式及最后的发展成果作进一步的补充说明。
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弗瑞·萨克斯（Jeffery Sachs）最后进行了闭幕主旨演讲。他指出，有三种驱动力影响贫困和收入分配问题，即宏观经济驱动、社会人口驱动（比如由于种族歧视、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家庭结构等带来的影响因素）和公共政策驱动，中国扶贫的成功也伴随着一些不平等现象的发生，但近些年医疗、教育的广覆盖使这些不平等逐渐减弱。而美国作为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发展速度的增长则要慢得多，且技术的变革和社会人口力量的存在使得人们收入差距更大。萨克斯教授认为，技术、教育和地理差异将继续成为未来发展的主要挑战，与此同时，所有发达国家都需要通过公共收入去实现社会公平所需要的优质社会服务。
在问答环节中，发言嘉宾也对参会听众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本次问答环节主要聚焦于中国和美国将采取何种措施来解决贫困问题，以及在众多公共政策选择中，政府应该优先考虑什么？李实率先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他认为中国政府应将目光放远至相对贫困地区，并采取针对于减少相对贫困的措施。简·沃德弗格教也对此表达赞同，她表示，美国现阶段实行的补充性的贫困标准（supplemental poverty measure）就是一种针对相对贫困的衡量标准，并希望在美国普及儿童津贴，并强调了此前罗纳西·敏西提及的非居民父亲和子女抚养问题以及税收对于这一群体的重要性。甘犁指出，鉴于疫情影响下我国居民已经面临资金流动性约束，要真正拉动宏观层面更大范围的消费需求，现金补贴是现阶段更优的政策选项。李小云也分享了其扶贫工作经验和经历，并表示2020年后农村扶贫需要由“扶贫”向“防贫”进行转变，并指出提高贫困人口的生计韧性是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
本次中美专家减贫对话专门安排在10.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前夕，尤其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世界贫困程度、影响经济复苏之际，中美两国专家共同携手，针对贫困、社会发展、福利救助等各个涉及民生领域的具体议题展开专业对话，这对共同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消除贫困，实现人人共享和平和繁荣具有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