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时刻，人类安全应成为G20特别峰会和全球治理的优先议题
作者：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讲师 徐进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正在发展中的欧洲资本主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战争的沉痛教训迫使人们选择合作来避免冲突。战后各国签署的《凡尔赛条约》的中心议题是如何保证世界的持久和平。该条约一个最重要的成果是国际联盟的建立。西方国家认为，避免战争和确保世界和平的主要手段是国际合作，因此，通过建立国际联盟这一国际组织可以很好地沟通和协调各国的立场，并促进各国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协议，从而避免战争。为了使得国联在减少冲突和维护和平方面真正发挥作用，国联认为仅仅依靠在国际范围之内召开国际会议、签署一般性协议并不能够有效地避免冲突。世界大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促进经济发展应该成为国联工作的中心任务。为此，国联设置了经济委员会。1926年，国联经济委员会主席进一步提出，国联未来将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事务上。虽然从成立伊始国联就开始关注人道主义问题，如毒品贸易、奴隶买卖和贩卖妇女儿童等，但其建立之初已经提出把国际合作的重点放在经济事务上。这一思路明显受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合作发生了重大变化。联合国取代国联成为了新的国际合作平台。国联设置的不同的委员会也逐渐转型为不同类型的联合国机构。二战后国际合作最重要的特点是将国联建立之初提出的经济发展的思想转变成国际发展的思想，国际合作因此进入到了发展的世纪。这一条件下，除了出现了东西方冷战的政治因素以外，西方主导的国际合作比国联的国际合作更加趋向于经济领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立就是典型的案例。从一战到二战，主导国际合作的主要理论假设是，人类的和平需要在经济的发展中取得。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今天的全球治理。
从十五世纪西方进入到现代世界到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从西方向非西方世界不断传播，再到今天以金融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都极大地影响了不同阶段的全球化进程。一战以后所发生的大萧条暴露了金融和经济问题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随着二战以后发展时代的到来，美国西方盟国的战后经济复兴以及随后出现的新的全球化浪潮使得金融和产业的全球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某种意义上，全球治理就是全球经济治理。无论是多边的、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全球治理的论坛，讨论的核心议题都是经济治理问题。
在人类的科技和经济达到高度发达状态的今天，非经济因素的全球挑战越来越多，气候变化无疑是最为明显的案例。同时，大气污染、环境保护也日渐成为人类面对的共同挑战。虽然气候变化这个非经济性的全球问题在过去二十年中逐渐引起关注，各国也意识到了非经济性的因素在全球合作中的意义，但是，全球治理的议程依然为经济议题所主导，非经济性的全球性议题仍然很少。
2020年初开始，新冠肺炎的全球流行几乎使得各国都措手不及，其流行的国家之多、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及对生命的威胁和经济的破坏引发了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性危机。新冠肺炎之所以成为全球性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现行全球治理系统缺乏应对突发性非传统安全的有效机制。新冠肺炎在中国开始流行之时，中国政府采取了极为严厉的防控措施，并形成了可以参考的防控经验。但是，新冠肺炎的防控在全球范围内依然呈现出极其混乱的局面。各国自行其是，全球治理体系无能为力，从而给全球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带给我们关于全球性议题的新的启示，即在G20会议召开之际，世界各国的领袖们需要重新审视全球治理的基本价值，需要将人类基本的生存和安全作为21世纪以后全球合作新的内容，应将涉及到人类安全的议题，尤其是非传统安全议题，如全球公共卫生，并将这些领域作为全球治理的优先议题。此外，G20峰会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召开，不能仅仅讨论新冠疫情的防治，也不能将议题局限在恢复经济上，相反，更加应该讨论如何形成一个能有效应对全球人类安全问题的新的全球治理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