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丽：全球携手抗疫，“援助”难以概括
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阶段，国际社会向中国提供了政治和物资支持。随着中国疫情逆转，我们也在向其他遭受疫情的国家伸出援手。这种国际实践，已很难再用传统意义上的“援助”加以概括。因为，其中它不再是单一的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捐助，而更多是国际社会成员互相支持，支持者和被支持者之间的语言表达、心理态势、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支持活动启动的流程和规则等，都与传统的援助双方不同。
这种危机时刻不同国家间的双向互帮互助意味着，我们需要跳出原有思维框架，重新审查和界定援助的理念、行为规则和管理规范。
第一，当前国际社会中的很多“援助”更准确说已是某种形式的国际发展合作，背后蕴含新型全球发展意识。
16世纪地理大发现、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和大工业以及19世纪进步和发展思想确立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体系在全球构建起来。在此过程中，西方界定了发展等诸多概念，比如将已知文明排序为“野蛮、开化”等两个或多个等级，形成一套经典化论述后被编入国际法原理、翻译成不同语言进入不同国家教材，并且通过实施大量发展政策和项目，无形中塑造了现代人认识世界格局的方式。
但这一知识框架对现实的解释力日趋式微。随着众多非西方国家兴起，前有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后有金砖五国、金钻11国等新兴经济体涌现。尽管这一趋势可能遭受经济放缓的挑战，但多极化的全球格局已经显现。同时，西方世界内部随着极右翼政党的兴起，发展政策不断趋向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西方挂在嘴边的自由主义正遭受分化。
正是在此背景下，国际发展合作方面产生了新的需求，即摆脱东西方的划分，超越南北的差异，迈过意识形态的鸿沟，包容历史文化的不同，真正把国际社会看作一个大家庭，真正把赖以生存的星球视为命运共同体，在此基础上谋求共同发展。这无疑是一种新型全球意识的表达。
第二，这种新型全球意识打破了过于有关“援助”的固化理解。不同的历史遭遇和文化传统使中西方对全球秩序的理解不同，这一方面导致了冲突和安全议题频发，另一方面也带来各方发展合作理念和行为的差异。
15世纪以来，西方国家通过商业贸易、殖民、去殖民、发展政策等不同方式奠定现代世界物质力量生产和较量的准则，并塑造了支撑世界秩序的精神力量和知识体系。对西方国家来说，二元格局的划分，比如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等，是它们认识自身和外部世界的基础。
这种二元分割的认识论深嵌于种种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结果就是，现代的发展援助政策不管如何改革，无论多想倡导平等的伙伴关系，都难逃离援助方和受援方之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在此框架下，不管通过双边多边还是非政府机构，发展援助的本质更多的是西方世界期待影响非西方世界的一种社会经济手段。
但对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历史上曾遭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的影响，使其在政治上更注重各自民族国家的独立边界，文化上更能体会受压迫的心理，这些都导致它们普遍更加重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多边架构，将其作为国际合作主要平台，并强调联合国宪章中的平等精神。
当下，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在不干预他国内政、平等互信、互利共赢等理念基础上，进行日益频繁的贸易、投资、平行技术转移等南南合作。这种合作关系也包含援助，但此援助更像是国家间礼物的流动，而非西方倡导的官方发展援助(ODA)，更非援助方有意识推动受援方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一种手段。
第三，围绕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援助，也体现了对于非传统安全和全球共同安全的强调。传统的全球安全主要集中于军事、经济和政治冲突维度，而对社会维度的风险，比如公共卫生等的关注相对弱化。但近年来，随着虚拟空间安全、太空安全、难民问题等新兴议题涌现，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对全球稳定和安全的影响增大，非传统安全也被纳入更受关注的领域。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则进一步彰显，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安全领域。作为一个非传统安全议题，它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
不仅如此，这还是一个局部安全问题和全球安全问题彼此转化的时代。随着全球贸易、跨国投资、国际援助、跨国移民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通过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拓展日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互相嵌入程度不断加深。因此，如何推动“共同安全”成了一个无法规避的话题。在此背景下，摆脱东西二元划分，建立共同体意识，以新型发展合作理念谋求共同发展，不失为这次共同抗疫的经历给世界各国带来的一个启示。希望这种理念在抗疫过后，世界重新聚焦发展时，也能得到延续。(作者徐秀丽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