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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耕地健康 筑牢优质粮仓——耕地质量安全大家谈

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0年05月29日 报道 浏览次数:

汤怀志 

保障耕地质量安全,才能保障粮食安全 

  “呵护耕地健康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战略科技创新工程,必须做好顶层设计,解决中国土地资源安全与管控的关键核心技术。”民革中央在提案中提出,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必须重视耕地质量保护,着力对耕地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提案建议深化全国耕地资源调查监测评价,加强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与分类管理,推动土地科技创新。其中,对于高等级、无污染的永久基本农田实施优先保护;对于中低等级、有轻度污染存在的永久基本农田,要加强在安全利用过程中的自然恢复和耕地健康建设;对于有中重度污染的永久基本农田要严格管控,直至退出农业生产。 

  “随着我国国力提高,国际购买能力增强,有些人觉得有钱就可以买到粮食,坚守耕地红线的意识有些淡化。但是,最近新冠疫情带来的国际粮食流通紧张再次提醒人们,耕地红线绝不能破!”民革中央三农委委员、中国科学院农业资源研究中心主任胡春胜认为,粮食问题也是战略问题,必须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顺应自然资源禀赋,加强耕地产能科学布局,构建绿色农业战略格局。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院长程萍从耕地经营角度提出,应取消撂荒农户的种粮补贴,建立严格的撂荒惩罚机制甚至是强制流转,确保应该生产的耕地必须耕种生产。 

  “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细碎化、弃耕撂荒和生态系统退化等直接影响我国粮食安全。耕地酸化板结、侵蚀退化、生物多样性严重下降等问题不容忽视。”中国农业大学汤怀志老师认为,耕地保护不仅仅是守住耕地数量底线、稳定耕地空间格局,更需要大幅提升耕地资源安全管控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加快产能监测、健康管理、工程治理等关键技术研发,加强耕地精细化管理决策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农业大学原副校长张全国建议尽快建立数量、生态、经济、文化相协调的“四位一体”耕地占补平衡机制。具体来说,保证耕地数量和质量,确保耕地红线不突破、耕地产能有提升;保护耕地生态环境,确保生态安全和区域生态多样性,提高生态环境承载力;保护耕地经济性,拓展耕地的耕地生态景观、休闲观光、教育文化等多功能保护性经营,确保农民增加收入;保护农耕文化传承发展,确保耕地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协调,开发利用好丰富多彩的农耕文明与自然遗产资源。 

从源头上杜绝污染,确保耕地健康 

  “耕地健康管理是未来20年自然资源领域科学探索的热点。”在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副主任郧文聚看来,耕地健康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耕地本体健康,即土壤能够维持良好的肥力和自净能力;二是耕地作为作物生长的母体能支持作物全生命周期健康生长,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三是耕地作为受体,能够抵抗外界水、肥、药、沉降物等的侵害;四是耕地作为系统,在物质能量循环过程中不会产生对自然环境有害的物质。“通过对土水气生等系统要素状态的综合诊断,可以将耕地依据健康程度划分为不同类型,找到引发耕地健康问题根源,为耕地保护尤其耕地生态功能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我国已经开展耕地健康产能评价试点工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程昌秀分析了我国2018年65个试点县数据,认为可将耕地划分为健康、亚健康、不健康三类。据她分析,健康的耕地即耕地相关要素均处于良好水平,耕地安全在一定时期内得以保障;亚健康的耕地即由于耕地不合理利用而逐渐退化,造成了耕地安全隐患。对于这部分耕地应侧重厘清制约耕地利用的短板,进而研究相关因素的预防与提升策略。不健康的耕地即耕地健康面临严重威胁,应以治理、休养为主,通过土地整治工程与降低耕地利用强度,改善耕地健康状况,并定期监测耕地健康指数及其关键评价指标的变化。 

  “耕地健康是健康食品的基础,也是人们健康的基础。没有健康的土壤,单方面强调耕地数量也就失去了意义。”胡春胜强调,目前我国耕地质量不容乐观,中低产田占的比例仍较大,水土流失、贫瘠化、盐渍化、酸化导致的耕地退化依然严重,特别是由于污染导致的耕地质量下降尤其值得警惕。“耕地污染已由单一污染向无机有机复合污染发展,控制污染、合理投入、保障耕地质量已非常紧迫。”

 “耕地应和农业生产与各种污染源、污染物保持一段安全距离。”民革中央三农委副主任蔡永飞表示,国家有关部门应制定法律和政策措施,将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进行物理隔离,设定耕地和农业生产与各种污染源、污染物之间的安全距离。具体来说,一方面应该制定禁止进入县域农业农村区域的工业项目清单,另一方面要确定基本农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的安全距离。比如:含有永久性基本农田的县域范围内不允许建设化工园区;基本农田周边若干公里之内,禁止布局污染性工业项目;更多开发使用生物肥料,引导农药化肥逐步减量,直到最终停止使用。 

构建耕地生态保护体系,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当前,土地生态系统正遭受着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威胁。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杨晓光分析认为,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敏感区域,既要利用好热量资源增加带来的有利条件,也需要根据降水和气温变化调整作物播期以及灌溉、施肥等管理方式,通过种植模式和耕作措施调整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确保耕地产能以及可持续利用。

  “高标准农田建设应树立生命共同体理念,将生态系统观落到实处,形成生态良田、田园生态系统的主流意识与政策导向。”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宇振荣主张坚持“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一片区域可以多行业、多措施整体推进,将水土流失控制、面源污染控制、生物多样性保护、河溪、坑塘生态修复、废弃物管控、农田生态景观管护等纳入建设和管护目标;配套推进生态工程技术,谨防沟渠道路过度硬化、农田过度集中连片、乡土植物和田埂破坏等过度整治行为。

  耕地系统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系统和一个有感知的有机体,是由人类赖以生存的耕地与其周边和内部自然、半自然非耕地等构成的生态系统。沈阳农业大学副教授边振兴认为,半自然非耕地包括林地、树篱、草地、沟渠、田埂和田块边缘等。营造景观异质性强的非耕作生境将更有利于维持农田生物多样性。

  “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不足也是影响生态良田建设的重要因素。”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政协农业农村委员会主任郑学炳认为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落地亟须创新筹资方式,撬动更大规模的社会资本投入,有效解决好“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安徽农业大学教授於忠祥表示,当前耕地生态补偿机制仍不完善,没有专项、稳定的资金投入,缺乏耕地生态建设规划,耕地抛荒与休耕界定模糊,生态补偿无目标、不精准。对此,他建议以环境友好型耕地生态系统为目标,以不同区域的耕地资源禀赋为依据,规划设计耕地生态系统体系,精准确定补偿对象和标准。同时,要建立耕地生态补偿专项基金,建立“以补代投”的补偿模式。“对产量、质量和生态建设达标者给予补偿,产量越高、质量越优、生态越好的,实行加成补偿。”

  民革中央人资环委委员雷爱先认为应健全农用地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建立农用地资源开发使用的成本评估机制,将资源所有者权益和生态环境损害等纳入农地资源及其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

  “耕地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必要明确耕地保护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张全国建议加快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框架下进一步规范耕地保护。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技学院

《中国自然资源报》2020年5月29日 

 

责任编辑:刘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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