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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微信公众号 2021年10月02日 报道 浏览次数:

作者简介

司伟,男,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五期

摘要

本文尝试运用经济转型过程中农业部门发展的一般规律,解释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逻辑关系。研究认为,中国结构转型过程中,农业部门劳动力占总体劳动力份额下降的速度远远滞后于农业部门创造的GDP占GDP总量的份额下降的速度,劳动力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在城乡之间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基于此,中国需要在持续推进城镇化战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同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农业发展是农村现代化的基础,如何提高农业部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尤其是农民财产性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农业融入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

一、引言

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农耕文明的国家在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重新认识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自那时起,实现现代化就成了国人共同的夙愿。在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现代化的战略和目标与时俱进,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概念,到中国式现代化“三步走”战略,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再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到21世纪中叶还有30年的时间,中国人的现代化梦想很快就能实现。

现代化源于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影响,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虽然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遵循了大致相同的经济发展规律,但是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与发展环境,之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可能是各具特色的。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尝试通过国家工业化推动现代化。比如,“一化三改”过渡时期总路线里的“一化”就是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建设目标就是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但经过摸索,以工业尤其是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工业化导致了城乡分割、农村贫困、居民营养不良,国家转而从农业部门着手,通过改革农业经营制度和渐进放开农村要素市场,促进农业经济结构转变,从而帮助农村摆脱贫困,进而拉动了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和经济社会转型,使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工业化、更不同于西方化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通过农业部门改革走向现代化的过程表明,农业发展是摆脱农村贫困和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中国经济转型的经验也为学界重新认识农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可靠的证据,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提供了借鉴。尽管取得如此成就,但中国农业农村仍在现代化的征途中,城乡之间尚未实现融合发展,农业和农村仍然是现代化的短板。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自然资源有限的国家来说,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不能达到“四化同步”的目的,也无法实现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长期且不可逆的过程,发展环境的变迁很可能使大家忘记来时的道路,也有可能对正在行进的现代化道路并不自信。确实,在有限的耕地面积上,14亿人口实现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然而,我们认为,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抓住农业和农村发展,就抓住了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农耕文明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牛鼻子。本文尝试从经济转型的视角,根据农业在经济社会转型中的一般规律,解释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为什么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城乡融合发展的道路,最后给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注意的问题和应该坚持的发展经验。力争通过本文的阐述,帮助我们认识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跨越的障碍,并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

二、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结构转型与现代化

现代化的过程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经济结构转型。经济结构转型往往与农业转型——中国学者称之为农业小部门化——互为因果。在经济结构转型框架下考量,中国现代化除了遵循经济转型的一般规律之外,还有其独特性。

(一)结构转型与现代化

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有两个相互依存的过程:一是农业国的工业化过程,表现为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向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转换,也就是从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过程;二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国称之为经济体制改革,其本质是资源配置手段和激励机制问题。前者被称为经济结构转型或结构转型,后者被称为社会转型。结构转型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也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在农业转型中,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相互关联,很难区分开来。本文仅从第一个角度,也是常见的分析视角,讨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

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向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型,一般表现为工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占比逐渐增加,而农业逐步小部门化,即农业转型。比如,2020年中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7∶37.8∶54.5,而1978年这一数据为27.7∶47.7∶26.6。正如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所揭示的,农业小部门化不仅表现为农业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且表现为农业部门所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人数占劳动力总量的比重逐步下降。在人口方面,经济转型一方面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带来的城镇化水平提高;另一方面表现为因健康水平改善带来的人口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逐渐变为低自然增长率。

结构转型理论上的结果是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与其他部门的渐趋相同;现实结果则表现为国家经济规模扩大和个体收入水平增加,即一个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100万亿人民币,人均GDP也迈过1万美元的门槛;城镇化率为63.89%,农业就业人口占比为25%,农业创造的GDP占GDP总量的份额为7%。按照黄群慧给出的工业化不同阶段的人均GDP、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的比例、人口城镇化率、农业就业人员占比、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等5个指标的门槛值,中国整体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结构转型,实现了甲午战争以来国人孜孜以求的现代化。

(二)中国结构转型的独特性

然而,中国的工业化,抑或以工业化作为考量标准的现代化,除了遵循一般的经济结构转型规律之外,还有其独特性。

其一,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不平衡的现代化,这种不平衡不仅体现在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还体现为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而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不断扩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因而,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城乡一体化,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都表明,中国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业农村发展的不充分。

其二,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结构转型的规律表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应该相辅相成,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走的是重工业优先的赶超型工业化的道路,通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城乡分割的户籍政策等制度安排,把农民捆在土地上,阻止了农民进城。因而,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在1980年代初期已达46%,但城镇化率约为20%,仅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增加了2个百分点,城镇化停滞不前,且滞后于工业化。改革开放之后,农地制度、户籍制度、农产品供销体制等一系列的制度改革,逐渐放松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约束,推动了城镇化水平的提升。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为63.89%,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为1.7∶1。要注意到,这里的城镇化率是按照城镇常住人口的口径计算的,中国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在统计数据上有3亿左右的差距。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显示,实际上,2020年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5.4%。工业化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城镇化率远远高于工业化率,比如,美国城镇化率是工业化率的4.1倍。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服务业占经济规模的比重从1980年的22.3%增加到2020年的54.5%,中国逐渐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转变,只要国内循环能够被充分调动起来,城镇化水平还会提升,从而提高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比率。

其三,农业小部门化过程中有两个趋势,一是农业占GDP份额不断下降,二是农业部门就业劳动力占劳动力就业总体份额的减少,但这两个趋势的变化速度不一致。一般来说,农业占GDP份额下降得较快,而农业劳动力份额下降的速度较慢。在结构转型的初始阶段,这两个趋势之间的差距较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两个趋势之差趋于收敛。目前,农业占GDP的份额已下降到7%左右,但中国仍有25%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就业。这说明农业劳动力份额下降速度滞后于农业占GDP份额下降速度,农业部门生产率低于非农部门生产率,因而农民相对收入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经验表明,缩小这种生产率差距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很难通过经济增长本身来缩小这个差距。长期来看,缩小农业部门生产率与非农部门生产率差距的出路在于提高非农部门的生产率。因而,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选择是结构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政治经济问题。

其四,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是一个自然过程。然而,除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带来的人口老龄化之外,1980年代开始,中国还通过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人口出生率。这使得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口结构转变,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联合国把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超过7%定义为老龄化社会。1982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4.9%,而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这一数据为13.5%,未来一段时间人口老龄化速度还会加快。而且,由于城乡之间发展差距,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流向发达地区,农村地区、中西部贫困地区人口老龄化更为严重。过早老龄化不但会造成非农部门的劳动力短缺,出现“就业荒”,农业部门也会产生“谁来种地”的担忧;还会对社会保障政策、产业发展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严峻的挑战。

三、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体系: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逻辑

除了从结构转型视角对现代化过程作出解释之外,在现代化实践中,中国还从理论上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现代化,并且阐明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

(一)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

受西方现代化国家的冲击,中国重新认识了新的世界秩序下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并决定把现代化作为国家发展追求的目标。罗兹曼把1840年和1949年作为考察中国现代化的两个分水岭。罗兹曼认为,1840年到1949年中国已经开始了现代化探究,是一种受冲击后的被动响应式现代化,遗憾的是,各种现代化的要素没有系统性的累积,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现代化的转折点。因为1949年之后,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政治经济结构与过去相比都发生了突变。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超越了最初 “冲击-回应” 的现代化模式,找到了现代化内生动力源,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现代化的路径。

要实现现代化,首先要回答什么是现代化,其次才是如何建设现代化,也就是探索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提出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其中,在“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一化”就是要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认识到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加上苏联援助,确立了以重工业为导向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一时期通过扭曲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关系,获取农业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了资本积累,工业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1978年前农业部门为工业化提供的资金为4881亿元,而在1952年至1978年中国工业投资累计才只有3679.6亿元;1952—1957年年平均工业增长率为16%;1957年之后一直到1970年代中期,年平均工业增长率也保持在9%左右。

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虽然国家也提出要建立现代化的农业,但农业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而非生产力提升。在1952—1978年的26年里,农业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3%,而这个时期中国人口增长率为1.9%,人口从5亿多增加到近10亿。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就业和消费需求使得经济增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国家逐渐意识到,实现现代化取决于农业部门的生产率提升和人口增长率的持续下降。为此,一方面,1978年开始,中国改革从农业农村起步,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计划生育政策等一系列的制度性变革,加上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生产率得到大幅度提升,从而改变了“八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商品流通体制、资源要素配置机制、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并建立城乡统筹发展的体制机制。党中央一直把深化和拓展农村改革,定位在实现农民富裕、国家富强和四个现代化这样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宏伟目标上。

实现现代化的步骤是什么?何时能够实现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在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对现代化过程提出了“两步走”设想,并作出了具体的时间安排。由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奇迹般增长,几代领导人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实现现代化的步骤和蓝图规划,尤其是在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宏伟目标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第一个百年目标之后的30年又规划了“两步走”战略,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时间表与蓝图越来越清晰。

(二)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以实践和问题为导向,探索出一条不同于工业化,更不同于西方化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当然,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孤立的现代化,是经过1950年代模仿苏联,1970年代融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并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后的中国式现代化。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乡村振兴战略与现代化理论体系有何关系?

当然,除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这个现代化的基本含义之外,现代化是建立在经济变革基础上的社会、政治、文化变革以及人的成长,涉及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价值观念的转变,是文明结构的重塑。党的十六大之前,往往是从经济现代化的角度认识和理解现代化。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三位一体”现代化体系;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 “四位一体”现代化布局;党的十八大纳入了生态文明,建设创造性地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表明中国特色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这5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的。

经济建设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也就是常说的“四化同步”。

在“四化同步”中,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是“四化同步”的短板。中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这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突出反映在农业和乡村发展的滞后上。最大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是城乡差距过大,最大的发展不充分问题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因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体抓手就是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又明确提出,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由此可见,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城乡融合发展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中央首次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概念。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的方向是农业现代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内涵有较为一致的认识;但是,什么是农村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是什么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一)从农业现代化到农业农村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后,急需通过提升农业生产力解决粮食、畜产品等农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国家提出了以要素投入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现代化概念,认为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化学化、水利化和电气化就可以称之为实现农业现代化。1978年的农村改革改变了基本农业经营制度,农业现代化概念突破了生产力的范畴,提出了机械化、科学化、社会化和商品化的新“四化”。此后,又有不少国内学者围绕这些“化”字对农业现代化的内涵进行了多层次的论述,实际上,这些学者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是在中国经济不同发展阶段下,农业内部主要矛盾及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认识的体现。在“四化同步”的背景下,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即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具体来说就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核心是提高农业产业的整体竞争力;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核心是促进农业供给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更好地适应资源与环境条件,实现可持续发展;而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核心是发挥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引领作用,形成有利于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创新与运用的体制机制。

几乎每个国家都可以分为城市和乡村两个区域,只是很少有国家提到农村现代化的概念。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结构转型过程中,特定文化语境下的一个概念。我们也可以像度量农业现代化一样,从农村人居环境、农村公共卫生、农村治理等方面构造一个农村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抑或给出一个“化”字风格的农村现代化画像。然而,要理解为什么中国存在农村现代化这样一个概念,应该从历史的维度来考察中国在结构转型过程中独特的城乡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城市人口在5%~7%之间波动,城市并没有作为达官贵人的居住地而显得突出。到20世纪初期,城市的财富很容易转化为影响力和权力,城市在中国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性日趋凸显。正如前文所示,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工业化是通过拉大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以获取农业剩余、限制农村人口流动等一系列制度安排的过程,这与一般国家的结构转型过程不太一样,所以造成了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城乡差距过大等一系列特殊的现代化过程。对于结构转型过程中这些特殊的矛盾,除了靠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般规律来“自然”解决外,还必须在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指导下,寻找特殊的发展政策破解中国城乡差距过大的难题。乡村振兴战略就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一个系统工程,它将农村和城市共同置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框架,力求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共同繁荣的格局。

城镇化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是已经被各国实践证明了的规律。按居住地计算的中国城镇化水平刚刚超过60%,尽管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但与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在这个节点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绝不是不要城镇化,也不是要把城乡发展对立起来,而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科学引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格局及其变化。毛泽东有句名言“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相互依赖关系。农业部门内部矛盾的解决依赖于非农部门,破解城乡融合发展的难题的突破点也在非农部门,就像物联网、大数据、无人机等工业技术和产品在农业部门的使用,大大提升了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一样。

(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要素顺畅流动,公共资源合理配置,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近几年,农村自来水、公路和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正逐步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城乡融合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彻底消除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格局。现阶段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促进城乡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改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合理的财富分配制度。我们认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在于持续提高农民收入,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近1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都高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6∶1,而2015年为2.7∶1。农民的收入由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4个部分构成。2019年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只占农民可支配收入的2.4%,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是农村居民的4.4倍。可以说,城乡收入差距中的短板是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差距,也就是说,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农民拥有的财产是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拥有的农村资源或资产,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农村集体所有的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时,必须被征为国有土地后才能进入一级市场。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自身财力不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益是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在集体所有农地变成非农用地过程中,土地资本通常有几倍乃至几十倍的增值收益,但是农民仅仅能够得到其中的5%~10%的收益,村级集体得到25%~30%的收益,而政府及各部门得到60%~70%的收益,这部分资金很大一部分用于建设城市、招商引资、发展工业园区。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随着中国各级政府发展目标从单一经济增长目标向包容性、公平性及绿色发展目标的转变,增加农民土地的金融属性、改变农民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关系,事关国民收入再分配体系调整中的全局性、深层次的改革,对建立在财政制度基础上的国家治理能力也是考验。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指出,“长期以来,土地增值收益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城,有力推动了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但直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偏低,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作用发挥不够”。要按照“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农”的要求,调整土地出让收益城乡分配格局,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集中支持乡村振兴重点任务,加快补上“三农”发展短板,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五、关于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几点思考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居民对优质绿色农产品、营养又健康的食物、优美生态环境、优秀传统文化的需求越来越高。我们既需要把农业食物系统向营养目标、环境友好方向转型,更需要缩小城乡生产率差距,让农业发展融入宏观经济发展,这是因为,农业发展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农业农村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一)转变农业食物系统,保障粮食安全与居民膳食营养与健康

按照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即使是按居住地统计口径的城镇化率,中国仍然有5亿多人口生活在农村,1.77亿劳动力在第一产业就业,第一产业占就业劳动力总量的23.59%。农业部门就业劳动力占劳动力就业总体份额减少的速度慢于农业GDP占GDP份额不断下降的速度,这表明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生产率仍有较大的差距。实践中,我们往往采用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工具,弥补生产率差距带来的部门间劳动力收入的差距,减缓农业部门劳动力流出的速度,这也恰恰表明经济增长与提升农业生产率是相互依赖的。

中国正在探索农业、农产品支持政策改革的路径,以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需要;而且中国也正在尝试进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增加农村土地的金融属性,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再加上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提高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也会促进城镇化进程。这些因素会共同推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从需求端看,中国居民的食物消费已从最初的营养不良转变为营养过剩、营养不均衡。在健康中国的发展理念下,一方面,粮食生产要主动适应市场多元化需求,提升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体系对国内消费需求的适配性;另一方面,如何引导居民膳食结构向营养、健康转变是推动中国农业食品系统转型的一个重大课题,需要从研发投入、政策工具等方面进行一系列转变,推动农食系统向更具生产力、更加可持续、更加营养、更具有韧性和包容性转变。

国民营养安全导向下的粮食安全治理是迫切需要关注的内容。从食物的概念范畴看,中国除了每年进口1亿吨左右的大豆之外,部分肉蛋奶、食糖都需要从国际市场进口,居民食物消费对外依存度远远高于粮食。而且随着居民收入增长,居民食物消费的外贸依存度还会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和地缘政治竞争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都形成了较大冲击,全球农业食物系统进入高风险时代,为保障食物安全,需要稳定供应链、优化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中国农村和城市在食物数量和质量上还存在不小的鸿沟,大量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也是中国现代化的独特之处。因而,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城市居民的膳食营养健康,更需要关注农村人口的粮食与食物安全。

(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让农业融入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

一个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农业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扮演的角色不同。除了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所揭示的农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联系之外,Johnston和Mellor认为,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有多重关联,农业发展对整体经济增长具有乘数效应,农业转型促进了国家经济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增加了食物产量,也提升了居民营养摄入水平,因而,农业驱动下的经济增长对非农就业、减贫有重要的影响,这也是打破贫困恶性循环的第一步。中国农村改革40多年来,有7亿多人脱贫,2020年更是实现了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就是最好的例证。

经济转型过程中农业对经济增长贡献有四种情景。一旦农业改革推动了经济增长之后,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发展就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总体来看,中国目前处在Schultzruttan情景下,即农民收入仍然落后于城市居民收入。尽管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但城乡收入分配不平衡,需要缩小劳动生产率在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之间的差距,缩小城乡差距。在共同富裕背景下,如何使农业真正融入宏观经济,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重大课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高种粮农户收入,保障粮食尤其是主粮在较高的安全与环境标准下稳定供给,应对国际市场低成本农产品对农民收入和传统食物市场的影响都是重要的问题。中国需要在农业供给侧的农产品补贴政策、研发投入方向进行改革,管理农业发展,从健康产业链角度注重农业环境价值,发挥农业在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美好生活方式中的特殊作用,让农业政策既能增加效率,又能促进公平。当然这是中国特色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挑战,国际上没有成熟的经验或模式可以照搬。

(三)理解乡村的功能和价值,构建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

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里,乡村和农村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农村是农民从事农业(初级农产品)生产、生活的地方;乡村是一个与城市相对应的区域或区位概念。2021年施行的《乡村振兴促进法》第一次在法律中界定了乡村的概念,即“本法所称乡村,是指城市建成区以外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和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综合体,包括乡镇和村庄等”。这一概念有利于认知和理解乡村的价值和功能,从制度层面促进城乡之间的产业、文化、要素、观念的融合。乡村是中华农耕文明的根基和载体,是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变的魂。如果说农村具有生产、生活两种功能的话,那么乡村具有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等多重功能,因此,乡村振兴是实现“生态为底,文化为魂,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村发展新格局。

工业化需要资本原始积累,中国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产品购销制度及独特的土地征收制度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了大量资金和劳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政策层面更多是从粮食供给安全的角度关注乡村发展。乡村治理失序、文化割裂、凋敝加重,人们对乡村在生态、文化等方面的多功能性认识并不充分。20年前,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农业多功能性曾经是很热的话题,那个时候这也更多是贸易谈判的一种策略,并没有转化为乡村建设的实际政策和行动。“衣食足而知荣辱”,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步入后期,人们对绿色农产品需求增加;更注重田园乡村的休闲体验,重新认识了乡村的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而且乡村治理体系也逐步推进,乡风文明不断提升。乡村现代经济体系和生活中的独特价值被重新认识,乡村也找到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位置。

乡村的非农部门是农业与城市的现代产业及服务业的桥梁。在乡村这样一个区域范畴概念下,构建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增加农民在就近区域从事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提高农民非农产业的工资性收入。实际上,农民工流动半径逐步缩小,已呈就近就业趋势。因而,也有学者呼吁,要促进乡村从打开进城渠道向全国开放村庄转变,让乡村成为各类主体创业的大舞台。乡村非农产业发展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需求不足,二是缺少金融支持。第一个限制因素只能通过提高农民收入来解决,至于第二个限制因素,政府部门常通过大量的信贷手段支持农业和农村。最佳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乡村和城市的金融中介组织,把乡村与城镇连接起来,提升要素的流动性,增加农民的资本报酬。这样,金融中介无法从农业部门内部产生,需要外部金融力量的介入。传统上,多是通过在农村建立金融机构来解决这个问题。现代金融科技的发展,“数据多跑腿、农家少跑路”,不仅可以降低金融延伸到乡村的成本,推进金融服务从城市向乡村延伸,解决乡村金融的可及性,也可以改善长期制约农户贷款的信用问题。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微信公众号2021年10月2日


责任编辑:刘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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