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从建设城市的现代化到建设乡村的现代化
谢谢大家，谢谢文胜教授，特别感谢大湖论坛的组织方邀请我今天参加这个会议，我本来特别希望到湖南看看，但是好多次都成行不了。今天这个时间有点拖堂了，我尽可能够缩短一下我的发言。
把今天城乡变化的现代化进程放在100年的时间跨度上来看，我认为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现代化的阶段。
我们从清末以来开始进入现代化，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进入到了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时改造乡村来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的进程。
我们不能说这个进程就结束了，但可以讲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乡村的角度来看，我把它叫做进入到了一个建设乡村现代化阶段，所以我题目是“从建设城市或者叫改造乡村到建设乡村的现代化”。
一、为何建设乡村？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以建设城市为主从而改造乡村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经济价值，乡村人才、乡村财富的流失，也出现了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的衰落问题。我们一个现象统称为乡村的衰落。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特别是一个很长一段时间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体这样一个大国来讲，按照传统的现代化路径，从某种意义上讲，乡村的衰落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因为我们不可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依然保留一个庞大的乡村经济社会体系，所以乡村相对的衰落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阶段。但是，同时，从乡村的立场和城乡作为一个经济社会文化的整体而言，以建设城市和工业为主导的现代化则产生了一系列相对负面的结果。
二、基于城乡的现代化范式问题
清末民国以来针对乡村的现代化，有两个不同的范式，一个是用现代化改造乡村，一个是用传统社会文化复兴乡村。无论哪种范式，都不同程度把把乡村看作是中国现代化的“病灶”，因此对乡村的改造也就成了早期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主要范式。
今天我们讲的建设乡村的现代化，则是把乡村看作是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这个过程依然有“改造乡村”的含义，那也既不是彻底“否定城市”也不是“否定乡村”，而是希望传统与现代有机衔接，即所谓的城乡融合。这一建设路径是对传统乡村建设实践和思想和继承和发展，所以我称之为“新乡村建设实践”。
三、新乡村建设的路径
基于现代化的乡村建设路径，既不是一个极端的乡村主义，也不是一个极端的城市主义，而是一个新乡村主义和新城市主义的结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新型城镇化与逆城市化，这两者的相互的结合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化选择的最大的公约数。这个过程有哪些特点呢？
1.农业步入了现代化的轨道
首先看一下农业的发展，粮食总产的增加是在土地面积不断缩减的情况下产生的，所以粮食单产的水平是逐年提升的。灌溉面积，农业机械水平大幅度提升。华北平原、东北平原小麦和玉米生产从播种到收获，收获到加工，机械化的水平提高到90%以上，就是说今天单从农业的技术来讲，中国无疑已经步入到了农业现代化的轨道上。这应该和80年代、90年代是完全不一样的。农业科学技术对于农业发展的贡献率，也有了极大的提升，过去在80年代、90年代是30%到40%，现在到了60%以上。
2.农村现代化的差距
现在最大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还不是一个农业发展本身的问题，主要是一个农民问题和农村的问题。
我们对比一下2018年，中国和部分中等收入国家的情况，我们看一下人均GDP差不多水平的国家，非农产业占GDP的比重都超过了90%，这一点中国也一样。但是，大多数对比的国家的城镇人口都超过了75%，我们的城镇人口60%。也就是说在与中等收入国家相比，我们的两个比值不协调，显示了我们农村的现代化水平相对偏低。
我们对比一下英国、日本，首先看一下传统的原发性工业化国家的代表英国。英国在19世纪末期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农业人口占比和农业GDP占比都低于10%，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农业GDP和农业人口的占比都同步收敛。就是说农业就业人口的比重，农业GDP的占比之间的差距不大。
那么我们看一下日本，日本是后发性的工业化国家，60年代的时候城市化率60%多一点，和我们现在水平是差不多的。80年代农业人口的比重低于7%，GDP的比重低于3%，。到了现在为止，基本上农业GDP的比重也就是1%上下了，人口占比3%左右。
现在我们纯粹从事农业的人口可能也就是20%到25%左右GDP比重大概8%左右。我们的人口的比重和GDP的比重，人口的比重过大，说明什么？说明我们需要继续的推动城市化，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而是新型城市化。新型城镇化的意思主要是需要把农业劳动力从纯粹的农业行业中转移出来，因为，虽然我们农业的单产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但是农业现代化更迫切的问题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太低，我们农业劳动生产率与美国相差将近10倍。
所以我认为农业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是农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太低，种田不挣钱，所以农业劳动生产率太低的主要原因。农业人口滞留在土地、滞留在农业上的数量还是太高。这个问题在过去的城市化、工业化的推动下有了很大的缓解，但是还继续推进，这是第一点。
第二是继续推进城市化需要转变发展范式推进新型城镇化，如果不转变，传统的城市化不可能吸纳所有的农业人口，如此多的农业人口回到农村去种地，我们的现代化实现不了。新型城镇化已经不是过去那种把所有的人口都转移到大城市去，把所有的人口都转移到大城市，从事低端性的、从事劳动密集的产业。
第三是逆城市化，就是逆传统的城市化，发展“乡“和”村“，让乡和村成为新的经济社会空间，与城连为一体，成为人口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新空间。我认为这是未来中国现代化的新路径。
我们讲农民的收入问题，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核心是农民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太低，从事非农需要外出打工，资产收入又很低。主要的背景是乡村的经济结构。乡村的经济结构过于集中在农业，过于集中在低端的低产值的产业上。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乡村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开始呈现稀缺性。最典型的现在很多人都想去乡村，养老，旅游等。乡村旅游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能够带动乡村产业变迁的新的业态。很多人选择到乡村去居住，显示出乡村的社会价值的提升。城市里的小学生都不知道水稻、小麦是什么样，所以大家都周末带着孩子到乡村去体验。所以乡村的价值已经不同于过去。乡村价值不同于过去，使得乡村的整个功能正在发生变化。乡村从过去单一的提供粮食的这样一个功能，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经济社会的功能，正在成为新型城镇化和逆城市化的一个新业态产业的新空间。
我们看一下英国的最新数据，2019年的数据，乡村的产业结构，农林业的只占到3%，制造业甚至达到了13%，当然20%教育管理，16%房地产。英国乡村和城市的统计和我们统计不太一样。我没有中国乡镇和乡村放在一起的数据。但是我们的观察发现大多数乡镇中心，除了具有一些简单的居住功能和行政服务功能以外，它基本上没有完整的经济功能，和乡村基本是一样的。所以我讲的新型城镇化和逆城市化，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将乡村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和新的社会空间新的开发地。
中国和英国的城乡居民收入。英国的区域，2017年的数据来看全英国是23700多英镑年收入，农村是23300多英镑，平均收入差距就不是很大。除了伦敦大城市收入高以外，有些乡村的收入甚至高于城市平均收入水平，所以城乡收入的差距缩小甚至消失，实际上不仅仅是要依靠第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靠第一次分配。所谓第一次分配就是我刚才讲的，产业、就业在乡村和城市之间的重新配置，这个是我们今天面对的一个新的格局，就是新型城镇化和逆城市化相结合的一种新的特征，是中国城乡融合、城乡转型的一个新的特征。
那么这样一个新的特征，呈现出了我们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些新的特征，我们把它叫做新转型阶段。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的乡村建设，就是一个新的乡村建设实践。
四、建设现代化乡村的实验：云南实践案例
我今天非常简单的给大家放几个照片，就是我在云南展开的建设乡村现代化的实验，我在云南一共大概有十几个村庄，主要的思路就是要让现代的城市的动能来激发乡村的潜能，实现要素的双向流动。
这个思路就是把建设乡村看作是城乡融合的微观实践，因为城乡融合不仅仅是战略和政策层面的工作，同时也必须体现在一个具体的过程中，那么把乡村建设作为一个抓手，作为一个平台，来实现让城市的动能进入到乡村，让城市的动能变成乡村振兴的动能，这样的话城市和乡村就会融合。
河边村实验
这是我在河边村的建设，陈文胜同志去过河边村。核心就是把乡村的资源，把乡村发展的动能，与城市的动能结合起来。整个乡村6年多的建设，我不仔细讲了，现在建成这样，这是瑶族妈妈的客房，嵌入式客房，这样的话城市的动能可以进来，各种会议，各种新的业态，自然教育都进来，这样农民收入提升，农民收入提升是基于什么？不是基于大公司让他们去打工，农民就是主体，他们就是每户的主人，挣到的钱全部就进入到农户账户里去，而不是通过公司加农户的形式，受到了盘剥，这就是在第一次分配中提高农户收入的比例，来实现共同富裕，来实现乡村振兴的思路。村里有比较现代化的设施。城市的动能进来，很多人都到那去休假，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有幼儿园，有酒吧，有各种各样的设施。当然，不是所有的村庄都适合这个模式，但是很多的村庄其实都可以发展，这是一种小农现代化的路径，人不离村，发展多元生计，小农户可以对接市场，可以发展下去。
除此之外我和团队还在昆明市也做了6个村庄，通过闲置资产盘活，吸引城市动能进村。我们还在临沧，怒江和昭通做不同类型的乡村实验。当然，这些工作都还是在探索，难度都很大，遇到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从单纯建设城市到积极建设乡村的现代化进程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并不是说不发展城市，城市化还需要推动，但是我们需要开拓市场化的小空间，需要重新定义城市化。如果不推动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很难实现，现代化进程也会受到影响。这是我从乡村振兴的角度，思考中国现代化的一些实践和思考。好，谢谢大家。
（作者李小云系《中国乡村发现》学术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本文系作者2021年11月12日在湖南理工学院召开的首届长江经济带•大湖论坛上的主旨报告，根据录音整理，经本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