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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学的粮食安全观端牢饭碗

农民日报 2021年03月01日 报道 浏览次数:

柯炳生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他多次强调指出: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只有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才能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

2004年以来,连续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聚焦“三农”问题。而每一个一号文件都把粮食安全问题作为最突出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他多次强调指出: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只有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才能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

粮食安全问题,既很重要,也很复杂。要落实好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就要用科学的粮食安全观来认识粮食安全问题,抓好粮食安全问题。

以满足需要为目标

很多学者谈到粮食安全观时都有这样的观点:不要就粮食谈粮食,要树立大粮食观念,要有多元化的粮食安全战略,要统筹考虑各种农产品等等。

这些不同的表述,内涵大同小异,都是正确的。但是,仅仅停留于此还不够,还需要更明确一些,更具体一些。

粮食安全问题就是饭碗问题。饭碗中要装什么,是由消费者的需要决定的。消费者需要什么,国家就应该重视什么,生产者就应该生产什么。道理很简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我们的根本目的。

那么,现在我国城乡消费者的食品消费特点是什么?未来发展趋势如何?

从直观感觉上,吃得饱已经不是问题了,现在消费者更关注的,是吃得好,吃得更安全。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每种产品都要求有更好的质量;二是直接的口粮消费不断减少,而肉禽蛋奶和瓜果蔬菜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加。

2013-2018年,我国人均粮食消费从149公斤下降到127公斤,其中谷物为主,从139公斤下降到116公斤。而与此同时,人均动物源食品消费从63公斤增加到72公斤,人均干鲜瓜果消费从41公斤增加到52公斤。

2018年,我国人均谷物消费只有116公斤,而同年人均稻麦生产数量为246公斤,是人均谷物消费数量的两倍多。可见,口粮绝对安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尽管人均口粮消费下降了,但是,如果把生产肉禽蛋奶水产品所需要的饲料粮考虑在内,人均粮食总消费数量是不断增加的。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以上趋势会继续下去。日本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4万美元,但是,近十年来,在粮食消费方面,也仍然呈现出同样的发展趋势:人均谷物消费从92公斤下降到88公斤,而动物源食品从160公斤增加到171公斤。这也是所有发达国家食品消费的基本特征:直接粮食消费很少,人均通常不到一百公斤,而动物源食品消费数量很高,从而人均粮食总消费量很高。

要生产出更多的畜禽水产产品,就需要更多的饲料粮。其中,主要是玉米和大豆。过去十年中,我国的玉米生产增加了将近9000万吨,增幅高达50%,因此,大体上满足了畜牧业发展的饲料需求。而大豆生产基本保持未变,增加的饲料需求主要靠进口大豆满足。近十年间,大豆进口的增加量超过4500万吨,增加幅度超过一倍。

如果未来我国城乡居民对畜禽产品的增长幅度保持不变,则对饲料粮食的压力是巨大的。如果国内饲料粮生产增长速度落后于需求,则我国畜产品的进口,必然大幅度继续增加。

目前,我国农产品进口中,饲料和畜产品已经占据突出地位,仅大豆和畜产品两项,就约占农产品进口总额的50%。就自给率而言,谷物为98%,玉米为98%,大豆为17%,猪肉为94%,羊肉为93%,牛肉为79%,牛奶及制品约为60%。

与此同时,水果的进口额也大幅度增加,2009-2019年期间,从16亿美元增加到104亿美元。现在,水果进口额已占农产品进口总额的7%,仅次于畜产品、大豆和水产品,是谷物进口额的两倍。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粮食安全方面,就是要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食物的需要作为奋斗目标。未来,我们需要生产出更多更好的肉禽蛋奶产品以及瓜果蔬菜等。

以提高能力为途径

解决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需要双管齐下:一是解决粮食生产能力问题,二是解决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问题。

对于国家来说,提高生产能力是根本。积极性很重要,但生产能力不够,光靠积极性难以奏效。生产能力不提高,靠调整面积结构,只能是在眼下拆东墙补西墙,解决不了未来的问题;只有生产能力提高了,才能提供长远性粮食安全保障。只要有了生产能力,市场机制本身就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也可以通过政府政策,强化生产者的积极性。

从长期看,制约我国粮食生产能力的瓶颈因素,是农业土地资源限制,是人多地少。当然水资源不足也很突出;而水资源问题,最终还是表现到土地问题上,表现为土地质量。

2018年,我国用世界10%的耕地,生产了世界21%的谷物,25%的肉类,30%的水果,养活了世界18%的人口。这是巨大成就。但同时,也能清楚地看到,我们面临土地资源严重不足的巨大挑战。

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为1.4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2.7亩的一半多点。这是制约我国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瓶颈。2020年,我国进口大豆超过了一亿吨,如果用国内土地生产,把全部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耕地都拿出来种植大豆,也不够。

我国农业土地不仅数量少,质量也不怎么好。全国土地调查数据表明,耕地中坡度在2度以下的耕地占57.1%;2-6度耕地占15.9%;6-15度耕地占15.0%;15-25度耕地占7.9%;25度以上的耕地(含陡坡耕地和梯田)占4.1%。不仅仅是坡地占的比重大,并且地块非常之细碎。

与土地质量密切相关的是,我国土地的经营规模很小。根据最新的全国土地调查数据和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我国有20.23亿亩耕地和2.07亿农业经营户,平均每个农业经营户的规模为9.8亩,约为0.65公顷,不到欧盟农场平均规模(14公顷)的5%,不到美国农场平均规模(170公顷)的0.4%。

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我国的稻谷、小麦以及谷物平均单产水平均高50%以上,玉米略高,而大豆低30%。但是,同西欧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比较,我国各种粮食的单产水平都有差距,尤其是玉米和大豆,仅为美国的55%左右。

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在粮食单产水平上的差距,既是耕地质量的差距,更是科技水平的差距。经过长期不断的努力,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60%,进步很大。但与发达国家比较,仍然处于较低水平。耕地数量少,质量又不好,对农业科技的要求就更高了。

按照需求发展趋势推算,未来我国最缺的是饲料粮,而我国饲料粮(主要是大豆和玉米)的单产水平同国际先进水平比较,差距也最大。这是未来粮食作物科技攻关的重点。

以两个作用为措施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未来我国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同样要靠发挥好这两个作用。两个作用的发挥,需要各行其道,各显其能;也需要综合发力,相互强化。

就保障粮食安全而言,市场的作用主要是短期性的,能够在短期内做出反应,调整资源配置。例如,玉米价格大涨之后,下一个生长季节玉米生产面积就会大幅度增加。

但是,就提高长期性的粮食生产能力而言,市场的作用非常有限。这就要靠政府的作用。

政府的作用在于做市场做不了做不好的事,做政府做得了做得好的事。就粮食安全而言,最重要的两大因素土地和科技,都需要政府的强力作用。

在耕地方面,首先是要保护好现有耕地面积。在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对农地的占用不可避免。但要尽可能少占用,这需要通过国家管控和价格机制,提高非农业用地的使用效率。要妥善解决好畜牧养殖用地和保护耕地的关系。集约化畜牧业应该尽可能向丘陵和山区安排,既节省平原地区耕地,又有利于动物防疫,并且粪肥也能就近用于林果业生产。养猪业的楼房化已经有了很好的探索,可以极大节省土地占用,应该加以推动推广。

在保护好现有耕地基础上,要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财政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是百年大计,应以土地整治(平整连块)、水利建设等为重点。这是粮食生产规模化、机械化的关键基础,也是提高地力和亩产的基础。没有高标准农田,绝大部分科技成果都难以应用。高标准农田,要真正是高标准,要制定适合机械化作业的最低地块面积标准;在资金有限的情况,宁愿少点面积,也要坚持高标准;要优先把平原地区都建成高标准农田;应建立和严格高标准农田的检查验收制度。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做加法,不仅提升肥力,也会增加面积,其中涉及到的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并不难解决。

我国的农业科技创新,政府必须发挥引领和主要作用。农业科研具有公益性和长期性,仅仅靠市场机制,会严重滞后于需要。农业科研是广种薄收,一收永收。第一,不仅要重视应用研究,更要重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有的企业还可以做,如杂交育种;但原创性的基础研究,一定要政府投入支持。没有今天写在电脑中的论文,就写不好明天大地中的论文。第二,要加快加强饲料作物的研究,这是解决未来粮食安全的关键所在。既要研究挖掘新的饲料作物,更要强化玉米和大豆的良种攻关研究。尤其是要挖掘利用现代生物育种技术包括转基因技术的巨大潜力。第三,加强现代畜牧养殖技术创新,不断改善畜禽优良品种,提高饲料利用效率。这需要长期稳定的研究经费支持,并且要有合理合规的产学研合作机制。第四,引导改变畜产品的消费结构。例如,禽肉同猪肉牛肉比较,营养与健康价值更高,饲料转化率也远远为高。世界肉类产量中,最多的是禽肉,占37%。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禽肉消费在肉类总消费中的比例均超过50%。我国禽肉消费的比例也在增长,但仍低于30%。

以国际资源为补充

从我国人地关系极为紧张的现实出发,保障粮食安全,在立足国内的基础上,也不应该排除国际贸易,根据需要适度进口。从资源的角度看,进口农产品,就相当于进口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可以缓解国内土地资源不足的压力。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农产品的出口和进口都大幅度增加,2001-2019年年间,我国农产品出口从161亿美元,增加到791亿美元,增长了约4倍;而进口从118亿元,增加到1510亿美元,增加了近12倍。我国农产品出口与进口产品的结构,总体上是合理的,即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如蔬菜、水产品),而进口主要是土地密集型产品(如大豆、棉花、油料等)。

土地密集型产品就是单产低的产品,即为了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需要投入更多的土地。例如,在玉米和大豆的主产区黑龙江省,生产同样数量大豆所需要的面积,是生产玉米的3.4倍。所以,相对玉米而言,大豆是更为突出的土地密集型产品。未来,土地密集型产品还是进口的主体。

对畜产品的需求大幅度增长之后,如果国内生产不能充分满足,那么,如何进行进口选择更合理?是进口饲料增加畜产品生产,还是直接增加畜产品进口?答案可能是进口饲料粮更为有利一些,因为这可以增加畜牧产业的就业和产品增值。为此,可能需要在进口关税方面做出必要的调整。

(作者系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

《农民日报》2021年3月1日3版

责任编辑:刘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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