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南移民探寻理论发展新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赛音）1月18日，“南南移民、性别与发展”学术工作坊以线上会议形式举行。南南移民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潜力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但南南移民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性别不平等所带来的挑战，会议旨在推动南南移民中的性别与发展研究。
南南移民研究的前沿性和紧迫性
人口的快速流动重新形塑了全球社会的面貌。新世纪以来，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移民日渐频繁，2019年，全球南南移民总量已经达到1.05亿，约占所有国际移民的40%。目前，更多的研究仍然关注于南方国家向北方国家的移民过程，围绕“南南移民、性别与发展”进行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探索仍然相对缺乏。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妇女研究论丛》主编杜洁在致辞中强调，迁徙和流动是全球发展的重要议题，中国也渐渐开始成为了其他发展中国家跨国移民的选择之一；同时不少中国移民也将他们的目光从欧美国家投向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女性的流动和迁移经历相对于男性较为独特，移民活动中的女性的角色和地位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妇女研究论丛》对国际移民和流动中的妇女、性别和发展议题一直十分关注。期待此次工作坊深化对性别视角下迁徙、流动现象的认识，论坛成果能够在日后转化为推动妇女发展的资政材料。
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名誉院长李小云在致辞中提出，跨国移民涉及性别问题，国际上存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维度的理论框架。资本主义的扩张，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随之而来产生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维度上关于劳动力的问题，加上关于性别的第二重剥削问题。第二个维度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以后所产生的福利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产生了二战以后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福利差别问题，福利的差别导致了移民的变化，比如跨国婚姻、拐卖人口、劳动力流动等。南南国家之间的移民，在空间上涉及远距离和近距离。从远距离来看，有南北移民的特点，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从近距离来说，像中国边境地区，实际上是民族国家建立以后所产生的新问题。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正在经历从边缘向中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势必产生移民位势。我们鼓励年轻学者更多地关注这个问题，在实践和理论上继续进行不懈探索。
流动中的性别、动力与异质性
流动个体的异质性是普遍现象。流动中不仅存在性别、年龄、体力与智力等差异，而且存在文化程度、劳动技能乃至观念的差异。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教授陆继霞和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汪东升以文献述评的形式，在界定了迁徙、移民等概念基础上，从南南人口流动的特征与特点、研究人口流动的传统视角以及性别视角下的南南人口流动等方面对现有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指出不平等更多来源于结构性因素，改善性别平等有赖于社会和国家层面的整体性改革。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慧通过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的发布数据，对1990—2020年流入和流出中国的人口规模、性别及年龄构成进行整体素描。她发现来华人口在过去30年始终保持持续增加的态势，但流入我国大陆的女性少于男性，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并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山东女子学院杨蓓蓓通过在赞比亚的田野调查，对在赞比亚两类中国女性新移民——国企女性与华商女性进行了比较研究，包括迁徙动机、移民后的家庭婚姻和工作状况，提出不同的移民动机影响到她们来赞后的生活状况。
流动中的技术、时空关系与主体性经验
流动个体面临着移民所带来的诸多约束和挑战。在移民过程中，个体对移民机会和移民资源的获取，对移民成果的分享都因性别因素的存在而产生了广泛的差异。个体通过施展能动性策略应对挑战, 从而对其生活图景和流动历程进行优化重组。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吴炫蓉以十位来自不同发展中国家进行过或正在进行南南迁移的高技能女性移民为样本，以前景理论为分析框架探究了高技能女性进行南南移民的决策机制。她发现受访者进行移民时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生存状态、适应成本以及发展空间，并会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信息量以及心理状态对这三个参考点的位置所形成的三棱锥的形状变化进行评估，从而产生不同的决策。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汪淳玉考察了中国南部两省的跨国农业女工，发现流出国与流入国的农政变迁影响流动，流动时间不完全是家庭内部的理性选择，而是受到更宏观的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种植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这使跨国农业工人的流动呈现女性多、男性少、节前多、节后少的规律和特征。跨国农业工人家庭的生产与再生产在不同的时空下完成并相互关联，使中国边境地区的农政变迁呈现复杂的样态。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研究员马欣荣将移民路径作为切入点，关注在中国的菲律宾女性移工在身份的合法与非法状态之间的转化，并探究塑造迁移路径的政策结构与移工主体之间的互动。她发现“非法移民”并非是脸谱化的，而是存在于持证、滞留、偷渡等的光谱中。
田野调查基础上的跨国婚姻研究
跨国婚姻及亲密关系的确立承载了女性对家的情感，使女性跨国移民的赋权成为可能。学者们对跨国婚姻的研究多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开展个案研究，从多学科角度展开讨论，并由此衍生出对跨国婚姻现状、发展、特点、社会问题等方面的系统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周阳通过中非和日非两国间的婚姻比较，发现非洲男性不论是与发达国家女性的通婚还是与发展中国家女性的通婚，实际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经济地位上移。这些与中国和日本的不同政策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有密切关联。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杨程雪和李小云运用聚焦云南省的一个中老边境村庄，论证了性别敏感的发展干预有助于促进婚姻移民的关系赋权。多数跨国婚姻是处于传统统治型关系之下的，而发展项目的介入改变了婚姻移民的关系网，跨国婚姻关系出现向“新型伙伴型关系”的转变，也使得女性移民在村内的社会关系网络得以丰富。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温美珍运用在浙江省义乌市的田野资料，探讨在亲密关系当中，中国妻子和外国丈夫之间如何建立信用关系。她发现亲密关系的维系无法跳脱整体的社会制度、文化和经济因素的制约，夫妻双方需要发挥各自的能动性才能很好地维系在各方面存在差异的婚姻。
陆继霞在会议总结时指出，南南移民是一个我们目前不得不采用的概念。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很多实地调研都无法开展。不同口径的统计数据也千差万别，使我们难以把握这一复杂的现象。但可以肯定的是，南南移民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影响已经不容忽视。这一主题是一个无尽的金矿，我们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很多前沿性的和交叉性的研究前景广阔，亟需新的理论来解释。
此次会议由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主办，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承办，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参加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