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刘武根
为何要实现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是近代以来摆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历史之问、人民之问、国家之问、时代之问。经过百年艰辛探索和接续奋斗，中国共产党给出的响亮答案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现代化理论和更好制度的探索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具有重要世界意义。
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了新贡献
开辟了自主原创的现代化新道路。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程看，西方国家率先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在此后的很长时间内，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被神化，后发现代化国家似乎只有走西方现代化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后发现代化国家正是按照西方化来推动现代化的，尽管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但最终难逃沦为西方国家附庸的厄运。如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神话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心——外围”依附体系，成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推动和实现现代化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中国共产党遵循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开拓创新，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世界奇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昭示着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后发现代化国家不能削足适履，需要在统筹兼顾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开辟了并联式发展的现代化新道路。一般认为，西方现代化是一种内生型现代化，按照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顺序依次推进，因而形成了“串联式”的发展道路。从这个维度看，单向度、分时段、渐次推进是西方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点。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外生型现代化，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时空背景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重复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先工业化后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串联式”发展道路，而是走出了一条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叠加的“并联式”发展之路。这种“并联式”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度融合、良性互动、相互协调、互促共进之路，其显著特征是以新型工业化带动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信息化提升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城镇化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以农业现代化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四化同步”、齐头并进、协调发展。“并联式”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对西方内生型现代化“串联式”发展道路的超越，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推动和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
开辟了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新道路。人类现代化肇始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往往伴随着对外进行野蛮的侵略扩张和殖民掠夺，充满了血腥和暴力，给其他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巨大灾难。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我国的根本利益出发，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善于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勇于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和互利共赢中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了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新道路。这条新道路既推动了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显著提升，又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我国GDP总量已经超过110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球GDP的比重已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8％提高到超过18％，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常年保持在30％左右。这一切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新道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新道路，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侵略扩张和殖民掠夺的超越，为后发现代化国家贡献了通过和平发展推动和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智慧。
为人类对现代化理论的探索作出了新贡献
从资本与人本的辩证统一中丰富了世界现代化理论。西方现代化往往强化资本而弱化工人在推动现代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致使资本主义现代化普遍出现物的世界的增值和人的世界的贬值，以及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现象，致使资本主义现代化中频频出现各种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规范和引导资本的健康发展，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在推动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高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通过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推动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处理好资本与人本的关系贡献了中国智慧。
从政府与市场的辩证统一中丰富了世界现代化理论。基于历史传统、文化基因、政治制度等，西方现代化理论往往从人性本恶的先验逻辑出发，认定政府是“必要的恶”，主张管得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提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只承担“守夜人”的角色，鼓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的主导作用。传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片面强调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重要作用，而忽视乃至无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积极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在总结国内外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原创性地提出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丰富了世界现代化理论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推动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处理好“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关系贡献了中国方案。
从生产与生态的辩证统一中丰富了世界现代化理论。工具理性和资本逻辑的宰制地位是西方推动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理论基础。以理性和资本为主要内核构建的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必然结果是人类中心主义，而人类中心主义又必然导致西方国家在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之间出现张力，“寂静的春天”乃是西方现代化中未能处理好生产与生态关系的真实写照。回顾西方现代化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先污染后治理是西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处理生产与生态关系的共同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总结西方推进现代化过程中造成严重生态危机教训的基础上，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创造性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绿色发展理念，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推动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处理好生产与生态的关系贡献了中国经验。
从发展与安全的辩证统一中丰富了世界现代化理论。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程看，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塑造了现代化的美好愿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在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之后实现了民族独立，并纷纷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但现代化的开启并未使这些国家走上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与之相反的是很多国家因此陷入社会动荡和暴力冲突的漩涡。基于此，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了“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的著名悖论。因此，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科学防范和有效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险挑战，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推动和实现现代化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树立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是发展的前提的理念，把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度统一起来，坚持发展与安全一体推进，把安全发展贯穿到现代化建设的各领域全过程，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推动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贡献了中国样本。
为人类对更好制度的探索作出了新贡献
为人类探索更好的民主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从现代化构成要素看，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的变迁是人类政治现代化的前进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在推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代议制等民主制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和缺陷。在推动我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指导，以议行合一和民主集中制为基本原则，在借鉴国内外民主制度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人民民主与国家意志统一起来，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结合起来，有效避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制度产生的相互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等弊端，是世界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为人类探索更好的民主制度、推动政治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
为人类探索更好的政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政党是在人类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跃迁中逐步形成的。政党政治既是人类步入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人类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尺。由于各种原因，西方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轮流坐庄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与此不同，在推动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为指导，在总结国内外政党制度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民主参与与科学决策结合起来，构建了新型政党关系，既避免了西方政党制度下的政党纷争、互相倾轧所造成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力量内耗的弊端，又解决了“一党执政”缺乏监督的问题，是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为人类探索更好的政党制度、推动政治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方案。
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经济制度提供了全新选择。从所有制形式看，西方内生型现代化国家无一不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根基建立现代经济制度、推动经济现代化的。我国则以公有制为基础构建现代经济制度，推动经济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在总结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苏联“一大二公”“纯而又纯”公有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推行全面私有化的教训以及我国建立基本经济制度经验的基础上，逐步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既不同于社会主义单一公有制，又迥异于资本主义私有化，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丰富发展，也是世界经济制度的伟大创造，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经济制度提供了全新选择。
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经济体制提供了中国样本。从经济体制看，为推动和实现经济现代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的是市场经济，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的是计划经济。基于这样的历史和实践，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人们普遍从制度属性来认知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严重窄化了人类在探索和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对更好经济体制的探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深入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充分吸收西方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基础上，提出并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近30年的探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范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实现了新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破除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和思想束缚，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世界性难题，写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是世界经济体制的伟大创造，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经济体制贡献了中国智慧。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项目编号22ZDA027）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