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共产品：新发展叙事下的多行动者治理——跨学科学者的思想碰撞
10月12—14日，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CIDGA）/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CISSCA）（以下简称“CIDGA”）以“全球公共品与国际发展”为题，举办了CIDGA2021年会暨发展知识讲坛2021年第56—65期十场对话。12日，首场对话由CIDGA联合《文化纵横》杂志社、《开放时代》杂志社和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CIDRN）共同举办，旨在厘清过去一年在国家、区域和全球等不同层面涌现出的新型发展实践与叙事，为理解萌发中的世界图景提供思维的新框架和新视角。
在《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杨平主持下，首场对话开场。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秦亚青以“没有霸权的治理”为题，提出一个问题：应当注重物质实力分布的权力转移，还是更具包容性的秩序转移？如为前者，易将世界看成“权力的角斗场”。首先，注重权力转移的霸权秩序、垂直治理和自由主义秩序目前的处境岌岌可危。其次，霸权治下的垂直治理体系具有一定的弊端。二战和冷战后的等级化垂直治理体系，都具有“三位一体”的特点：一是通过政治精英顶层设计领导世界的制度权力；二是自上而下的国际规范内化与制度运作；三是排异性的公共品供给和全球治理实践。第三，霸权秩序衰退后，深度多元的世界秩序会逐渐生成。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国际秩序出现了新特点：一是权力分散和下沉；二是国际制度多样性，包括次区域、小多边资源组合；三是国际思潮多元表现。这就引出了下一个主要观点：没有霸权的治理格局将呈现多元、复合、立体、网络化的扁平特征，如欧盟、东盟、次区域、小多边等制度安排。那么，谁将是公共品供给的领导者？不一定是强国，而是包括国际组织、地区、国家、非政府组织、个人等的多行动者。复杂立体的扁平治理网络看似不协调，但会以多方协调的方式调动人的能动性，从而出现不同于霸权秩序的新型治理秩序，以不同于霸权的创新方式提供公共品。二战结束以来，有两个成功的地区治理案例都是为地区提供了公共品的没有霸权的治理，即欧盟和东盟。因此，当前世界处于秩序转型的十字路口，要防止排他性的多边主义、构建包容性的多边主义，这样才能保证国际社会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中国农业大学讲席教授李小云提出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全球公共品”的问题。他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切入表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经历了以民主与科学的现代化概念建设国家的过程，历经百年进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阶段，并朝着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努力。四百多年来的世界，一直为西方文明主导。当前，中国的国际地位已不同以往，已经开始影响世界。中国尝试以平视外交构建真正意义上的新世界。西方人的精神世界是基督教影响下的个体主义，将人从家庭中抽取出来而置于规范的治下，这些精神文化要素是服务于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的意识形态基础，为其获取霸权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支持。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公共品生产和供给实践，看似具有公共属性和全球性，但事实上呈现出极强的改造他者的干预性，这一点在西方对外援助实践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则是家国情怀，不含有改造他者的精神文化要素。今天，中国的成长从社会文化角度讲，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有效结合后的“新世界主义”。在其指导下的公共品供给，具有去改造化、去条件化和去西方主导化三个特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减贫合作、全民抗疫和疫苗治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以及气候行动的“双碳目标”，之所以得到全球的广泛接受，是因为呈现出了全球公共品的特征。所有这些，正在构成中国的新发展叙事核心概念，形成着新的全球公共品供给范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思考构建全球新型伦理。比如，天下观中的“天下”指的是什么？家国概念如何变成世界概念？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如何阐释新的国民意识、新的世界主义，值得探讨。
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教授査道炯从中微观层面分享了自2007年关注印尼禽流感十多年来的观察与思考。从公共卫生治理的角度看，疫苗接种是最经济有效的干预手段。新冠肺炎疫情是近百年来少有的大规模人群同时需要接种疫苗。从疫苗研发的历史来看，一款疫苗的研发一般需要十年，而由于研究疫苗的经费高昂，会面临公共品供给的瓶颈。筹资能力决定了低收入国家能否获得价格减免的接种。从全球抗疫合作的角度讲，将疫苗作为公共产品的共识并没有形成。发展中国家疫苗生产商联盟机构主要来自14个国家，约有40家机构，既要有质量保障，又要有收入、节约运输费用、保证疫苗的储存有效期。疫苗的全球调配涉及多方面问题，包括：成本投入、知识产权、医药技术、企业利益、生产能力、认证批准、政府采购、接种制度等。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各国药检机构分为两类，一类是严格监管当局，共36个国家，主要是OECD成员国。另一类是国家监管当局，中国属于第二类。国家监管当局通过的疫苗，无法自动得到WHO认证。这就影响到了谁的产品先投放市场。因此，需要在多个层面磨合不同国家、企业、社会之间的利益，才能确定对公众真正有益的机制和理念。从中国疫苗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如何建立起卫生专家机制、网络与共同体，在全球建立更加广泛的国家研发和生产企业合作网络，非常重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唐世平与观众分享了他新近出版的《经济发展制度基础》一书。他认为，公元150年之后，人类社会逐渐从中世纪进入前工业革命社会和工业文明社会，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文献的不足在于，攫取性制度、包容性制度的概念非常大，容易陷入逻辑自证。攫取性制度并不导致经济增长，包容性制度均为从欧美、特别是英国经验中做出的归纳，或称为“规格式的神话”。追求经济发展不能从英国经验往后推，这样会造成因果的本末倒置。比如，治理质量和经济发展是结果，并不是原因。人的行为是生成宏、中观制度的直接驱动力，其具体可分为四个变量：一是可能性、二是激励、三是能力、四是机会。可能性由等级制度创造的秩序稳定和创新治理加以支撑；激励由以产权为基础的物质市场和以荣誉为基础的地位市场加以实现；能力取决于能否对弱者加以扶持；机会则取决于制度可否创造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均等条件和相应职位。政治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大维度，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渠道特定、非直接、有条件的。对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更完善的解释，是以国家能力、制度基础和公共政策构成的“新发展三角”。中国是非常独特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大、领土辽阔，所有的历史遗产都造就了中国的很多经验不一定能够作为模式输出，但如工业园的具体做法，在某些方面可以被其他国家学习。中国要影响世界，不能只讲好中国故事，不能只研究自己或欧美，必须要更好地了解世界、与世界交往。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巫永平谈到，全球分工体系是人类基础性的公共品，其之所以具有基础性作用，是因为经济发展离不开它。某国若是不在这个分工体系里，那么极有可能面临生存危机。数十年前的东亚国家就是例子。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基础性公共品，却在今天面临着重大挑战，这些挑战有外部力量的，也有其固有的内生缺陷，如西方色彩浓厚及对未加入的国家缺少包容性。各国的发展并不存在一种普适模式。对于发展阶段中最初的成功是怎么取得的，每个国家都不一样。中国加入全球分工体系数十年以来，既是参与者、受益者、捍卫者，也是贡献者。现如今，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建设者的角色凸显。因此，我们要思考的是：中国能对这个体系作出什么贡献？如何扮演好建设者的角色？如何平衡好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如何建立一种适合马拉松、而非百米赛的体系？中国对于自身的成功发展经验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
《开放时代》特约主编吴重庆以“学术新范式：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为题讲到，全球及中国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然而，学界研究却依然封锁在名为“学科”的小楼里。在学科越分越细的背景下，学科的视野越来越窄，真正的问题往往难入学科的法眼；另一方面，学科方法进一步强化了其专业化趋向，这就导致我们往往不容易真正地对焦中国活生生的问题，因为问题并不以学科为基础而产生，而是按问题自身的规律发生的。所以，要想真正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必须从“学科性学术”往“问题性学术”转变。
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会长陈烨从实践的角度探讨了治理的新范式。他提出：新从何来？温故而知新。首先是扎根田野调查的重要性。现实中往往有很多未经调查就得出的结论。他从自身的角度理解认为，实践就是亲身观察、亲身体验、亲身塑造，实现从了解到理解、再到破解的过程，不然就不能说提出了解决方案。其次，新范式要注重学科交叉，解决现实问题需要多学科交叉融汇，怎样寻求合作伙伴、获取信任以及在怎样的基础上做出好的研究与实践，都是非常重要的实践问题。
最后，杨平总结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华民族在实践、试错中形成的价值体系，正在如何影响世界，实际上我们知之甚少。以技术、利益、观念、文化因素交叉形成的合作模式背后，正在逐渐形成制度，其后若没有持久动力，则难以坚持。全球新发展叙事总结数十年的经验，力求推动形成新的价值体系，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也正是学界责无旁贷的。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