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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党的100个故事:小岗村的创造

前线客户端 2021年04月10日 报道 浏览次数:

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聚集在一间泥巴草屋里,共同作出“包产到户”的大胆决定,并为此立下一个约定:先把该缴给国家的、该给集体的都固定下来,收获以后剩多剩少都是自己的。因为与实行了二十多年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相冲突,这一决定在当时面临着被处罚的巨大的风险。但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大胆行为不仅没有带来灾祸,还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让小岗村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发源地。

小岗村社员在签订的包干合同书上留下的手印(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小岗村在当时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地荒、人穷、集体空”是该村真实情景的写照;而且,凤阳的土地半岗半洼,十年九灾。每年秋收后,村里几乎家家户户打着风阳花鼓外出讨饭。“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牛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这串声音成了当地贫穷的标识。

“文革”结束后,1977年6月,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一走马上任,他就深入到全省广大农村进行广泛调研。根据安徽的情况,万里第一个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构想,得到了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使安徽成为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窗口。1978年,为了战胜前所未有的大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后简称“省委《六条》”),提出了诸多切实有效的规定,如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分配要兑现,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并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和自留地,在完成国家的派购任务后,除了国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

1979年7月,邓小平在安徽与万里等合影

“省委《六条》”下发后,很快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各地迅速搞起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省委同时决定借给每位农民3分地种菜度荒。这一年,小岗村的队干部也在为大旱担忧。一些社员提出,1961年搞责任田,救了不少人的命,今年又是大旱,不分田到户恐怕会死人。严宏昌、严俊昌和严立学3位队干部商议后,一致认为小岗村已经穷到极点了,不分田到户实在没办法了,问题是上面可能不会同意。因此,他们决定先瞒着干起来。于是便有了前文秘密签字的一幕。

分田单干的效果立竿见影,小岗村很快便迎来丰收。1979年10月,小岗村打谷场上一片金黄,全队的粮食产量由上年的2万余斤猛增到13万余斤,是1966年到1970年5年的总和;油料3.5万余斤,相当于过去20年的总和;家庭生猪饲养量达135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000多元,平均每人400元,是上一年的18倍。小岗村第一次偿还了国家的贷款。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现貌

小岗村的成功,在周围村庄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当年秋收时节,周边许多地方农村纷纷效法小岗村的做法,把田地、耕牛划分到户,搞起了以包干到户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凤阳农村的上述尝试,中共凤阳县委也给予了支持。这一年,安徽凤阳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凭着大家的干劲,凤阳县的粮食产量和农业产值也在短短几年就翻了番。

但是,这一与当时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相冲突的行为,迅速引起了全国范围的激烈讨论,许多还未转过弯来的干部批评这是“开倒车”。1980年5月,邓小平在听取万里的汇报、翻阅了大量有关资料并进行了认真思考后,肯定了安徽肥西县包产到户和凤阳县包干到户的做法。同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明确指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在一般地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允许继续实行。

在党中央的支持和推动下,至1981年6月,全国实行农民家庭承包的生产队已占总数的87%。1983年初,全国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到93%,绝大多数实行了包干到户。由此,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随之而来的改革大潮势不可挡,中国大地一片生机盎然。而就小岗村所代表的农村改革来说,它既反映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自觉创造,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的尊重。

作者简介:袁超乘,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桂华,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特聘研究员

前线客户端2021年4月10日

责任编辑:刘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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