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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乡村振兴难题需要制度和实践双创新

新京报客户端 2021年04月22日 报道 浏览次数:

乡村振兴接续脱贫攻坚战是国家的重大战略,相较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总体遵循二十字方针,要在解决绝对贫困的基础之上实现乡村的综合发展。全国各地目前都在积极探索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由昆明市委市政府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共同推动的“昆明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创新实验”即是这些实践中的一个案例。笔者从2019年开始参与这个课题的一线工作,有些收获和感想,在此与广大读者分享,并就教各位方家。

从笔者参与的实践来看,乡村振兴推进非常难。难点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各级政府部门如何能够形成合力助推乡村的综合发展?

从脱贫攻坚开始,各级政府部门实现了最大程度的整合。但是这样的整合更多的是进行了涉农资金和项目的整合,并没有形成各个部门的功能整合。笔者最近在昆明乡村振兴实验试点村观察到,该村计划从村外小电站的引流渠引水到村内。县水利局提到该水电站的权属归乡镇,水利局只负责水电站的生态流量。因此,如果想要引水,就需要乡政府协调水电站,但是这一水电站承包给了乡里的个人。乡政府觉得既然已经承包给了个人,政府不太容易与其进行协调。乡政府建议让村干部与承包人进行私下协商。村干部却又觉得承包的同乡不太容易沟通,想借助政府的渠道解决这个问题。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乡政府和县水利局在解决这问题时都有困难,而我们看到是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权属边界非常清晰,并且互有制约。

由此可以看出,乡村振兴过程中涉及到乡村建设的各个方面都会出现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掣肘。如果在县级没有强有力的协调机制,很多落地工作都难以开展,但是如果所有的工作都依靠上级领导协调,就会破坏政府科层体系明确的职责划分。这样的两难境地需要更多的制度创新,否则各级政府部门之间难以形成高效的协作动力。

第二,如何能够在乡村农民利益结构化的空间中,实现集体利益和农民利益的共赢?

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乡村的集体不断空壳化,乡村的农民不断个体化,形成了一个个的利益个体。随着乡村建设行动的展开,首先就要面对众多的利益个体。笔者参与的实验村庄,近期想在示范区的周边进行景观美化,种植各种鲜花。在示范区旁边有块闲置的小菜地,村干部就协调小菜地的农户,希望让出小菜地用于景观美化。该村民不同意,村干部提出可以给他提供小菜园产出的同等菜量,但是该农户还是不同意种鲜花。村干部非常生气,说你都是低保户,享受了国家政策,为啥就不能让出你的一丁点利益。与此同时,为了在示范区周边建设一个厕所,已经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地方。但村干部说这个地方不行,因为这个位置在另一农户闲置的烤烟房后面,村干部说这个农户不好说话,协商不出来。最后这个菜地种花和新建厕所两件事都没有办成。

通过这两个小案例可以出来,今天的农户非常看重自身的利益。尽管通过牺牲自身的很小利益,就能换来集体的更多利益,最终农户都能享受到集体分配给大家的利益。但这样的逻辑并不是农户认同的逻辑。他们认为自己牺牲的小利益并不能绝对换回自己更大的利益,那么再小的利益也不同意牺牲。在这样的农户逻辑下,乡村建设行动的展开无疑将会背负巨大的利益成本,同时也将影响到乡村建设的整体工作。如何在当下解决农户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有效链接极其重要。

因此,乡村振兴需要在不打破现有的政府权力边界和农户利益结构的前提下,实现政府权力有效合作和农户利益置换。笔者认为这就是乡村振兴工作中最大的难点。这就需要在政府体系和乡村社区开展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突破口就是形成更多的横向协调机制。实践创新则是要在保障农户现有利益的基础之上产生农户利益的增量,通过增量来实现农户利益的退让。这些创新都需要基于政府、乡村、社会力量共同来推进,在推进中总结经验,为制度突破和实践推进提供有效的方案。

作者:董强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新京报客户端2021年4月22日

责任编辑:刘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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