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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旭院士:“抗棍棒”的小麦人生

中国科学报 2021年06月01日 报道 浏览次数:

作者|温才妃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蔡旭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孙其信永远不会忘记一个画面。

他和导师从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前身)门口坐362路公交车,来到西北旺西站,离这儿不远有一个学校的小麦试验站。

从公交车上下来的蔡旭背着包,满脸笑意,和学生一同步行20多分钟来到小麦试验站。

“一边走,一边聊,先生聊得最多的是我国的小麦事业,以及小麦事业的后备人才培养问题。”

而今已是中国农业大学校长的孙其信回忆道。

时光荏苒,转眼间蔡旭已离开36年。

日前,蔡旭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在中国农业大学举行,重温蔡旭的“小麦人生”,再次把人们的记忆拉回旧日时光。

蔡旭(中)等在郑州小麦杂优试验田。

蔡旭在北京郊区麦田工作。

一次性引进3000多份小麦资源

1937年,在重庆沙坪坝的小镇上,一位小伙子顾不上溯江而上的疲顿,打开了行囊。

别人带的大部分是衣物,而他带的主要是小麦品种。

稍作安顿,他和同事们便将带来的麦种播种在屋后的山坡地上。

冬去春来,山坡上长出了青青的麦苗。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小小山坡地竟成为日后闻名全国的“南大2419”的发祥地。

这一品种是他的导师、中国现代小麦科学主要奠基人金善宝由国外引进,可惜当时并未受到重视。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南大2419”才成为我国种植范围最广的第一个抗锈品种。

这位小伙子便是青年时代的蔡旭。

1911年5月12日,蔡旭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后塘桥蔡家村的一个书香之家,父亲历任江苏省常州市小学、中学校长。

生长于田野之间,蔡旭从小对农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后留校任教。

1937年冬天,南京中央大学被迫内迁。

跟随着内迁的脚步,蔡旭等人来到重庆。

两年后,他与金善宝开启了川北之行,这是蔡旭小麦育种生涯的重要转折。

成都平原是小麦条锈病的常发区。

经过调研与深思,蔡旭于1942年发表了《小麦成株抗条锈病的遗传》一文,这也成为他北上开创冬小麦抗锈育种工作的前奏。

上世纪40年代,我国小麦种子资源还没起步,育种资源匮乏。尽管彼时硝烟四起,但寻找优质种子资源的脚步不能停。

1945年,蔡旭赴美学习,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深造,并奔波于堪萨斯州、华盛顿州等几个美国产麦区进行调研,搜集各类农学资料和种子资源。

归国后,他先后于北京大学农学院、北京农业大学任教。

蔡旭做这一切都是“有想法”的。

在这个过程中,他结合国情,逐渐形成了小麦育种“高产、抗病、稳产、优质”的主要目标。

及至回国,他已搜集了3000多份小麦品种资源,满满当当装了几个箱子。

归途中他不慎将行李弄丢,但却把3000多份小麦资源完完整整地带回国。

后来,这批小麦资源成为我国小麦育种的重要亲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贾继增告诉《中国科学报》,长期以来我国的小麦种子资源是三万至四万份,最开始收集时只有一万多份。

“蔡旭一个人就带来了近1/10,他是我国目前一次性引进国外种子资源最多的人。”

蔡旭还是我国小麦杂交研究的创始者。上世纪60年代,他出访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带回了小麦T型雄性不育的原始材料,由此开拓了我国小麦雄性不育杂优利用研究。 

面对这些千辛万苦搜集来的种子资源,蔡旭却毫无保留,无论是同行还是农民相求,他都笑呵呵地双手奉上。

这在他看来并不算什么,“曾经为了推广良种,我还亲自背着一口袋麦种到乡下求农民种上试试”。

科学家尊重的只能是科学

时间来到1958年,大风掀起一阵阵麦浪,中年的蔡旭严肃地凝望着远方,此时“山雨欲来风满楼”。

“大跃进”中盛行浮夸风,舆论吹嘘亩产小麦可达数万斤。

当时的蔡旭被点名和老农比赛种小麦,每亩产量要达数千斤。

这对于科学家能否保持本色是巨大考验。蔡旭的回答简洁干脆,就四个字“我办不到”。

他拒绝了比赛,也因此受到了非难和批判。

“科学家尊重的只能是科学。”蔡旭坚定地说。

“文革”中他被批斗,但却始终没有忘记小麦试验站。

白天有人监管他的行动,他无法出门,夜里就打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地去地里查看小麦生长的状况。

1969年,北京农业大学奉命迁往陕北。在随行的行李中,蔡旭最惦记的是几百个小麦品种。

他并没有陷入迁校的消沉当中,反而更加积极主动地寻找合适的育种试验地。

洛川、绥德、延安……在新校址几百里之外,他最终选定了洛川作为育种试验地。

然而,好景不长,他再次遭到陷害。

这次他被召进一条山沟里,更要命的是因此染上了克山病。

这是一种原因不明的心肌病,鸡鸭跑着跑着会一头栽到地上。

蔡旭也不能幸免,克山病破坏了他的心脏,对他日后的健康产生了极大影响。

回京治病途中,他不顾劝阻在洛川停留一个月,对试验材料做了详细的观察,才肯踏上治病的归途。

在北京,蔡旭住在一间小平房里,躺在病床上辗转反侧,心里惦念的只有小麦。偶然间,他发现小屋后有一块空地,毗邻东北旺人民公社。

他兴奋得像个孩子,抓起笔纸就给洛川方面写信,“快!请寄几包麦种过来”。

老伴知道了,生气道:“你不要命啦!”可看着他重新被希望点亮的眼睛,随即又明白了,“小麦就是他的命”,甚至比他的命还重要。

然而,更锥心的事还在后头。

1974年,学校迁回河北涿县。

不久后,便发生了一次被煽动的大规模哄抢事件,小麦高产综合研究试验田和育种试验田被毁,其中还有蔡旭千辛万苦从国外引进的育种材料。

身边人都知道这是蔡旭一辈子的心血,不敢第一时间告诉他。

等蔡旭得到消息赶到现场时,向来对非难与批判一笑置之的他,流下了生平不轻弹的眼泪。

沉重的打击让他一病不起,整整20多天时间,蔡旭难以成眠。

但是无论怎样摧残,也动摇不了他继续前行的意志。他和同事默默地收拾残余,将仅存不多的小麦品种精心呵护起来,后来育成小麦优良品种“农大198”等。

此后,人民日报以《抗棍棒的种子》为题,歌颂了他的这一“抗棍棒精神”。

“没有时间观念”的科学家

1949年到1985年,北京郊区小麦亩产量从100余斤提高到512斤。

这其中,蔡旭功不可没,他主持培育了5批20多个小麦优良品种,其中“农大1号”“农大3号”“农大183”“农大311”“农大319”等良种,对京郊小麦的抗锈、丰产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站在金色的麦田边,人们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四不怕”的蔡旭。

“四不怕”是同事眼中的蔡旭,指的是不怕冷、不怕热、不怕累、不怕饿。

无论严寒酷暑,蔡旭总能在地里站着观察一天,直到天黑才肯离去。

年轻人都吃不消,可年过花甲的他却依然坚持。

曾经有媒体前来采访,从蔡旭的老伴、弟子、公社干部、农民技术员、公共汽车司机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他“没有时间观念”的事。

有一次,家里人做好饭,蔡旭却迟迟不回来。儿媳妇去找他,结果连儿媳妇也不见回来。

家里再差人去看,却发现蔡旭在麦地里给儿媳妇讲小麦不育系,原来儿媳妇也是学农的。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戴景瑞回忆,蔡旭的“没有时间观念”,还表现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

“上课总是拖堂,到点吃饭也不下课。虽然他的南方口音,我们有时听不懂,但大家宁可不吃饭也要听完他的课。他的课不按教材来,而是加入了自身的实践和心得体会,让我们真正掌握小麦育种的科学知识。”

就是这样一位“没有时间观念”的老人,对待科研从来都惜时如金。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样要求学生。

1983年春节,孙其信和同学没有回家。蔡旭邀请他们大年三十来家里吃年夜饭。

在窄小的小楼一楼厨房门口,蔡旭家人临时加了桌椅,张罗起一桌年夜饭。

吃完年夜饭,蔡旭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明天正月初一到温室里把杂交组合配了”。

1987年孙其信博士毕业,本打算出国做博士后,却突然被通知“赶紧来学校报到”,这让他感到很意外。

直到后来,孙其信才知道原来自己留校是导师生前的安排——为了小麦事业能够继续发展,特意向学校打的报告。

深感时间不够的蔡旭,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争分夺秒。

1985年12月15日,就在他去世当晚,他怕影响老伴休息,还关上灯偷偷打着小手电翻看“不育系记载册”。

他去世后,人们在他撑开的折叠床、双人沙发上看到的竟是摆满了的研究资料。

“先生给我们留下的最大财富是什么?”在导师离去的36年里,孙其信一直在思索,最终得到了如下答案,“先生身上至少有三个品格值得我们继承发扬:强烈的家国情怀、伟大的爱人品格(爱学生、爱同事、爱家人)、为小麦事业奉献终生的精神。”

《中国科学报》2021年6月1日第8版


责任编辑:刘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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