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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西高校地下党支部领导抗日救国运动 大学生争做主力军

北京晚报 2021年06月09日 报道 浏览次数:

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更广泛传播,这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基础。1920年10月,李大钊等人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1月底,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1921年下半年,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成立,李大钊任书记。1923年成立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何孟雄任委员长。

随着组织机构的完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以及党支部发展迅速。1925年9月,北京已建立了数十个党支部,发展党员数百名。

特别是在京西海淀一带,这里有多所大学,广大青年学子接触到马列主义思想,便积极投身于革命浪潮中,中法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清华学校(1928年改为国立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以及香山慈幼院等教育机构,相继成立了地下党支部,这使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之初,就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为此后的抗战救亡等一系列革命运动,积蓄了领导力量。在民族存亡的关头,他们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大学生们也成为抗日救国的主力军。

圆明园内“三·一八”烈士公墓

林孔唐烈士(1903—1926)

大学生党员介绍村民入党

1920年,位于西山碧云寺的法文预备学校扩充为文理两科,这是中法大学创建之始。1922年,以中法大学党员为核心的中共西山支部建立。1923年,中法大学中共党支部随之建立,这是海淀区的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1924年冬,理科移到北京地安门外,1925年秋,文科移至当时的东皇城根39号,旧址尚存)。支部成立之初有10名党员,颜昌颐、肖振声(肖明)、陈毅先后担任支部书记。

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的陈毅,于1923年秋季进入北京中法大学学习,经颜昌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七八月间,陈毅被上级党组织任命为中法大学中共秘密党支部书记。

陈毅是较早认识工农力量的中共党员之一。在《京报》副刊上,陈毅发表题为《谁是救国的主力军》的文章,大声疾呼:“工人农民们,才是我们救国的主力军,有智识的爱国之士,与其在都市上出特刊、开大会,不如放身归田,或者投身工厂,去从事组织工农,这才是我们成功的捷径,这才是我们永远的办法。”

位于北京西郊罗道庄的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23年改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后经不断发展,上世纪末组建为中国农业大学)是早期农民革命斗争的策源地。早在1920年5月,当时的农专学生就创办了五四时期颇具影响力的《醒农》半月刊。1921年夏,邓中夏来到农专,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小组”。1921年秋,小组发展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农专”支部。1924年1月,根据上级指示,北京农业大学青年团成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成立农大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乐天宇任书记。1924年,丰台大瓦窑村村民、小学教师张永祥经农大学生乐天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京郊第一位农民党员,随后成立了北京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大瓦窑村党支部。

在农大党支部早期革命活动中,涌现出林孔唐、刘守初、詹乐贫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林孔唐右腿中弹,昏倒在血泊中。在中央医院的病床上,他满怀悲愤道:“我恨此身未死于外人手,努力还须同志们!我死后,此躯愿留学校!”林孔唐去世时年仅23岁。1929年3月18日,圆明园内“三·一八”烈士公墓落成,林孔唐遗骨亦迁入公墓,近百年来,烈士公墓一直激励着后人。

从1925年到1926年,燕京大学、清华学校两所著名高校的中共党支部也相继建立起来,并成为此后北京学生运动中的中坚力量。

戎之桐是中共北京地委1923年在燕京大学发展的最早的一名地下党员,1925年燕京大学党支部建立时,戎之桐是第一任书记。1927年7月,燕京大学校园内的共产党员已经达到22人。在“三·一八”惨案中,燕大学生表现英勇,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中共党员、燕大学生刘隽,用身体保护李大钊,使他免遭于难。魏士毅、徐琼英、黄秀云等燕大学生遭到士兵射击,魏士毅牺牲。一年后,燕京大学学生会建立了“魏士毅女士纪念碑”,如今,这座纪念碑仍然矗立在北大校园里,供后人观瞻。

清华党支部成立于1926年冬,在此之前,革命思想已经开始在校园内传播。据《清华周刊》十周年纪念号上的资料统计,1919年到1921年间,校内新成立的社团约有20个,其中施滉等人组织的“唯真学会”最具代表性,该社团的宗旨是“唯真理而趋附之”。后来,施滉和同级同学徐永煐、梅汝璈等人以及女师大附中学生罗静宜共八人赴美留学,七人加入美国共产党,施滉任美共中央中国局书记。

1926年冬,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清华图书馆职员王达成、大学部学生朱莽、留美预备部学生雷从敏三人组成了清华中共地下支部,王达成任书记。当时,图书馆也是党支部活动的主阵地。

除了这些高校外,设在香山静宜园中的香山慈幼院,是我国最早的儿童保育院之一,也是我党在京西地区重要的党支部之一。1926年,李大钊派郭隆真吸收慈幼院语文教师张秀岩入党,并让她担任中国共产党香山慈幼院党支部书记。

值得一提的是,香山慈幼院的创办人熊希龄,思想开明,对共产党组织在慈幼院的活动给予很大帮助。当时,香山慈幼院图书馆是党支部印传单、写标语的秘密基地。有人向熊希龄汇报,学生们以读书会的名义宣传过激的赤色思想,熊希龄是这么回答的,他说:“我不管什么党不党,我只问才不才”。

清华学生陆璀被赞“中国的贞德”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炮轰位于沈阳的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在短短四个多月时间里,东三省全部沦陷,举国震动。为顺应革命形势,京西众多高校里的大学党支部,以抗日为主题展开各种宣传活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师生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清华大学成立“抗日救国会”。12月,清华与燕京等学校的爱国学生组成南下请愿团,赶赴南京,敦促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为抗日做准备。1935年,日本侵略者酝酿“华北自治”阴谋,妄图进一步蚕食中国。面对即将亡国灭种的危局,清华大学的蒋南翔起草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发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呐喊,吹响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号角。12月9日,北平数千名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清华进步学生在党支部领导下,冲锋在前,学生队伍被阻于西直门外。清华社会学系四年级女学生陆璀站在方凳上,向人群做抗日救国的演讲,有人拍下这一瞬间,这也成为“一二·九”运动中最为著名的照片之一。12月16日,北平学生组织了更大规模的游行。清华大学的学生队伍被挡在宣武门外,此时,站在游行队伍前面的陆璀,见城门底下有缝隙,她便爬进城,拧开铁丝,打开了城门,而自己却被军警抓住,遭受毒打。在警察署,陆璀接受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陆璀坚定不移的信念以及高涨的爱国热情令斯诺颇为感动,被誉为“中国的贞德”。第二天,美国《时代先驱论坛报》报道北平16日游行盛况的同时,特意将文章副标题命名为《北平学生被打,“贞德”被捕》。

1935年12月20日,清华地下党员姚依林、蒋南翔等联合平津各校组建“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12月25日,“清华南下自行车抗日宣传队”率先出发,自行车队成员跋山涉水一千多公里,终于抵达南京,为反抗国民党所谓“聆讯”做了诸多努力。

1936年1月初,以清华大学学生为主的第三团从西郊蓝靛厂出发,经卢沟桥、长辛店、良乡、窦店至固安,徒步700余里,深入华北腹地向广大农民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激发全民族抗战的热情。

后来,很多清华学子走出校园,奔赴战场,直接参与同日寇的战斗。1937年初,清华地下党员纪毓秀来到山西,加入了中共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动员广大青年学生共赴国难。1939年10月6日,纪毓秀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年仅22岁就为抗日救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燕京大学生与斯诺并肩作战

在日寇侵略、国土沦丧的危难时刻,燕京大学党支部也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1927年,燕京大学已有共产党员29人,但由于国民党的破坏,燕大党支部活动一度中断。到1936年初,燕大党支部的活动有所恢复。

九一八事变前后,燕京大学党支部组织爱国学生成立反帝大同盟和抗日救国会,开展抵制日货、为前线将士募捐等活动。1931年11月,北平20多所学校组织的南下请愿团在前门火车站受阻,190名燕大学生在党组织的带领下,跳下站台集体卧轨,车站迫于压力,不得不给了乘车权。此外,燕京大学还接纳了30余名从东北来的学生,他们同仇敌忾,共同反抗侵略者。

1935年9月,受《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影响,燕大党组织领导下的学生自治会骨干黄华、张兆麟通过斯诺和史沫特莱给宋庆龄写信,请教在当时的形势下应该怎么办?不到十日,宋庆龄便予以回信:“你们要有所表示,你们要行动起来。”

燕大进步学生经过详细讨论后,由高名凯起草了《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取自由宣言》。1935年11月1日,燕大学生自治会联络平津各高校共同签署了《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取自由宣言》,表明了抗日的决心。

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张兆麟曾在《燕大周刊》发表《学生运动——燕京大学学生会的使命》,文中强调:“燕京大学的学生自治会是硕果仅存的学生会,在民族自救,民族解放中应负起责任。”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一二·九运动中,燕大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身先士卒。12月9日的游行中,张兆麟始终站在队伍前列,率领燕大学生冲破重重阻碍,到达西直门外。在交涉无果后,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张兆麟被几个警察拉进警察署。陈翰伯和黄华看到张兆麟被捕,立刻带领20多名男生紧随其后,冲入警察署,经过一番激烈搏斗,把张兆麟抢了回来。

黄华作为当时学生会骨干,在不久后的一二·一六游行中,组织学生敢死队,面对军警的围追堵截,毫不退缩,极大地鼓舞了游行队伍的士气。

燕京大学党支部领导的学生运动受到了很多国际友人的同情和支持。1933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在此期间,黄华、张兆麟等燕京大学进步学生给斯诺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一次,学生自治会主席张兆麟去斯诺家采访,当斯诺提到中国东北的惨状时,张兆麟不禁痛哭起来。斯诺鼓励他:“哭有什么用?我们要行动起来!”斯诺夫人也说:“全国人民目前正等待着,只要他们一看到青年依旧生气勃勃,就会起来支持你们。”

北平党组织的领导人和高校学生骨干,如林枫、姚依林、黄敬等人也常去斯诺家做客。斯诺对此曾这样说:“我已经不是一个中立者了”,“我的客厅就是地下工作总部。”此后,斯诺又用相机记录一二·九爱国运动,与燕京大学进步学生并肩战斗。

大学生推动国内一致抗日

中法大学及其附属中学、香山慈幼院党支部在这一时期也积极投入抗日活动之中。中法大学党支部先后成立抗日救国会、中法大学学生会、南下宣传团等组织。

中法大学学生在南下宣传抗日的过程中,曾发生了振奋人心的一幕。当宣传团路过涿州境内马头镇时,正好赶上集市,同学们借此发放传单、张贴标语,还召开了村民大会。在听到大学生情绪高昂的演讲后,一位姓王的乡下老大娘难掩激动心情,走上台来,号召村民一同抗日。后来,这一瞬间也被人拍下,成为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杂志第一卷第十二期的封面。

九一八事变后,香山慈幼院党组织发表《北平香山慈幼院抗日救国会敦促政府积极抗日通电》,表达了慈幼院师生强烈的抗日愿望。此外,党支部还组织前线救护队、训练学生义勇军,为抗日救亡尽最大努力。

李光华是李大钊次子,李大钊遇害后,他被熊希龄接入香山慈幼院。当时,共产党员袁拙农在慈幼院教书,他对李光华照顾有加。有一次,袁拙农为学生讲授革命领袖牺牲的故事,李光华抑制不住心中对父亲的思念之情,哭了出来。袁拙农走到他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说道:“不要难过,要坚强!”袁拙农的话深深激励了李光华,李光华后来为革命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京西一带的革命氛围吸引了北平高校的众多进步学生。1936年暑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2月,在“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基础上成立的抗日救国团体)在植物园樱桃沟举办了“平西樱桃沟抗日救国军事夏令营”,来自北平各大中院校的200余名热血青年,在这里发出了“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的最强音。

如今,这里还保留着“保卫华北”和“收复失地”的石刻遗迹。为了缅怀革命先烈,1984年,这里修建了一二·九运动纪念碑和纪念亭。纪念亭由三座三角形小亭组成,它们是一二·九运动后举办军事夏令营时露营帐篷的缩影。三个三角形组成一个立体的“众”字,寓意着广大民众的觉醒和人民众志成城抵抗侵略的决心。

京西各大高校的爱国青年,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投身抗日宣传,与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派抗争到底,他们的英勇表现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响应和各界民众的支持,推动了国内一致抗日局面的形成。在他们的影响下,京西山区的革命力量进一步加强,为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准备。

1931年,门头沟矿区工人党支部成立,李大钊之子李葆华曾担任该党支部书记。在与英国资本家的斗争中,党支部先后开展争取洗热水澡、增加抚恤金等活动,为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的工人争取了利益。工人们奔走相告:“这是共产党干的,共产党是为工人干好事的。”

1933年夏,中英煤矿的党员赵景玉、宋兆祥带领一批工人参加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与日寇作战中,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奋勇杀敌。

1933年6月,共产党员崔显芳领导的田庄高小党支部组建起一支13人的武装队伍,他们还组织田庄高小学生骨干和部分村民发起“提灯会”,人们手举火把,打着横幅,高喊“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声音响彻山谷。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大瓦窑村党支部组织村民与二十九军并肩战斗,救助伤员、搬运物资、挖掘战壕,不少人在战争中牺牲。

燕大党员设计“粪车”运送物资

1937年11月1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在这一时期,燕京大学党支部克服重重阻力,保存了中共在京西高校中的革命力量。

当时,燕京大学的爱国学生杜若(杜含英)、郝贻谋、姚克荫等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一直秘密甚至半公开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杜若认为,当时的情况不能像一二·九时那样上街游行,但可以进行一些隐蔽的斗争。她积极与燕大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和北平“城委”联络,举办夜校教工人识字,在女生宿舍发起纪念国际妇女节的活动,还将外文报刊《密勒氏评论》译成中文,供进步学生阅览,同时介绍抗战实情。

1938年3月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创建了北平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平西抗日根据地。

门头沟的妙峰山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门户,1939年初,冀热察区党委开辟了从北平到妙峰山的秘密交通线。海淀作为北平城通向妙峰山的战略要道,中共在北安河、温泉、西北旺、太舟坞等村落以及燕京大学均建有秘密联络点。

在这一时期,法国医生贝熙业利用阳台山东麓的贝家花园为掩护,冒着生命危险,开辟出了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的。

在全面抗战阶段,坚守在北平的燕京大学师生们,也为抗日救亡做出了巨大贡献。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与许多富有正义感的外籍教授一样,支持中国抗战,并帮助燕大学生前往革命根据地。他曾对学生方大慈说:“国民党腐败无能,抗日战争前途寄希望于中共。中共实行民主,美国政府支持中共抗日,你们到那里帮我问候毛泽东先生。要是你们遇到什么困难,可以回来找我。”

在这条隐蔽战线上,发生过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有一天傍晚,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住所驶出一辆粪车,他们成功躲过燕大西门的搜查,但行至万泉寺时,还是被日军关卡拦下。一个日本兵指着粪车和车上的小姑娘问,他们是干什么的。驾车的男子掀开车上的盖子,日本兵闻到刺鼻的臭味,赶忙捂住了鼻子。男子用手比画着锄地的姿势,告诉日本兵这是种地、种菜用的。日本兵便放行了。

其实,粪车上隐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赶车的男子叫赵富春,是个朴实农民,车上的小姑娘叫伊之,是个年轻知识分子,刚刚参加革命。粪车的内部设计巧妙,车中有个特制夹层,夹层上边是臭气熏天的大粪,下面则放着电池、收发报机和各种物资。这个装置是燕京大学机器房技师、地下党员肖田设计的。

肖田在1931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是矿工子弟出身,又在法国银行做了5年学徒,故对机械改造十分在行。抗战时期,他除了负责整个学校供电、供水、供暖外,还帮助燕大教授林迈可组装收发报机,并化装成商人,突破敌人重重关卡,将这些珍贵的通讯设备送至平西抗日根据地。

燕大教授林迈可尤其值得一提。1938年,燕京大学英国教授林迈可来到冀中抗日根据地,中国军民高涨的抗日热情让他感慨:“任何有血性、有思想的人,都有义务去反对日本军队。”林迈可回到北平,立即投身抗日活动,为八路军购买了大量无线电通讯设备和医疗用品。每逢周末,他总是将药品和军用器材装进摩托车后备厢,利用外国人免于搜查的特权,以外出郊游为名把这些物资送到妙峰山的地下交通站。

1941年12月初,林迈可事先得知日美开战的消息,急忙将两箱大功率无线电台零件装上司徒雷登的专车,又叫上李效黎和美国教授班威廉夫妇一同冲出了燕大。为躲避日军追捕,他们几经辗转才到达了西山的贝家花园。林迈可并不清楚,贝家花园的管家其实是地下党员。在管家的精心筹划下,林迈可等人平安抵达平西抗日根据地,通讯器材也完好无损地交到了八路军手中。如今,京西海淀、门头沟至雁北太行山的“林迈可小道”依旧存在,它见证了这位国际反法西斯志士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光辉历史。

作者:张淦 赵连稳

北京晚报》2021年6月9日24版

责任编辑:刘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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