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敬忠：讲好中国故事 是学者在乡村振兴中的理论使命
“当下中国的农业农村发展和乡村振兴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此过程中，中国学术界需要清晰地理解中国的农政问题，构建中国的农政转型理论，讲好中国的农政故事，在世界范围内分享农政转型的中国道路。”在日前召开的开化论坛上，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说。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受访者供图
把中国农政转型的道路告诉世界
新京报：多年来，你一直在乡村一线工作和调研，感觉更像一个纯粹的实践者，作为一个社会学研究者，在宏观的理论层面，你是怎么考虑的？
叶敬忠：农业大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特点就是走进田野乡村、走进社会现实，将问题导向与现实主题紧密结合，但同时也必须与理论紧密结合，并同时构建能够解释中国发展和中国现实的理论。我最近十几年一直沉迷于关于“农政问题”和“农政转型”理论研究。我也一直在思考，乡村振兴理论研究的使命是什么？我觉得至少我们的使命之一，是要告诉全世界，中国农政转型的道路是什么。
新京报：所以你认为应该建立一套和乡村振兴相适应的理论体系？
叶敬忠：乡村振兴战略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是值得思考的。乡村振兴并不是在一张白纸上从零开始的，从2006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十八大以后的脱贫攻坚和2013年开始的精准扶贫，再到2017年开始的乡村振兴，这些政策设计和发展行动，其实都有一个核心旨趣，那就是探寻中国现代化发展征程中农业怎么办，农村怎么办，农民怎么办，土地怎么办，也就是探寻如何对农业、农村、农民和土地制度进行现代化改造。
假如认真阅读党的十九大报告，认真阅读2018年中央1号文件和2020年中央1号文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政策部署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党的十九大部署的长远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在“三农”方面的两个1号文件，目标就是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全面的乡村振兴。
总体来说，乡村振兴的研究并没有脱离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那就是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所创立的概念和框架，即农政问题和农政转型。而这一概念框架，恰恰是为了探寻或阐释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对农业、农村、农民、土地权属的改造和制度安排，探索这些问题，用的就是这个框架。
被忽视的概念框架
新京报：这一概念具体指什么？
叶敬忠：实现国家的整体性现代化发展，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坚信的社会形态向更高级转型的基础。我们不是这样吗？我们也在追求国家的整体性现代化发展。
那么，在整体性的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在农业生产形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群体和农村治理四个方面，是否存在障碍因素，假如存在障碍因素，又该如何解决？这四个方面，如何转型才能助力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这是19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在探索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创立的一个重要概念——“农政问题”。所以我们在研究乡村振兴的时候，这个“农政问题”已经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基础。而在中国社会科学界，这个概念我觉得长期被忽略了。
新京报：农政转型是一个什么框架？
叶敬忠：就是指在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上面所说的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结构关系和制度安排的转变，重点是指在农业生产形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群体分化和农村治理等方面的转变。
其实，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都无法回避对“农政问题”的讨论和解决。也就是说，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必须恰当理解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性质和功能，必须找寻适当的农政转型路径，必须成功地完成“农政转型”。而且若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问题，则常常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或解决好其“农政问题”，没有成功完成“农政转型”。
也就是说，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必须恰当地理解农业是什么性质功能，农地是什么性质功能，农民农村的性质功能是什么等，必须找到恰当的农政转型路径，并且成功地完成转型。国际学术界中，已经有共识的农政转型道路，有英格兰式道路，普鲁士式道路，美国式道路，东亚式道路，包括日本、韩国式道路。
在中国，无论是上世纪30年代的乡建运动，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也都是为了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我们的农政转型道路。
中国乡村振兴理论体系是怎样的
新京报：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否还有其他的经验和理论？
叶敬忠：在世界上，有五大成熟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实体主义、新古典和新制度经济学、后结构或后现代以及生计框架。马克思主义强调发展过程不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要适合和助力生产力的发展。实体主义更多强调民生元素，农民群体的价值，乡村共同体的价值等。新古典和新制度经济学强调效率，生计框架强调生计的保障，而后结构强调反思。
新京报：在当代，怎样建立我们自己的农政转型理论体系呢？
叶敬忠：当前我们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总指导，同时汲取其他理论的优势元素。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指导地位，这是由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的，所以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去规划乡村振兴的进展和方向。同时，也要汲取其他理论体系的优势元素，比如现在强调乡村文化、农业多功能性就是实体主义一种体现，关于土地流转方面的设计，又是新古典和新制度经济学强调效率保障的体现，脱贫攻坚，就是生计框架理论的体现，保障最基础的生存条件。
新京报：我国的农政转型、乡村振兴理论体系，各个理论视角之间是什么关系？
叶敬忠：乡村振兴的五大理论，处于系统性的理论互构状态，是社会发展的整体方向、经济活动的市场行为、农民生计的基础保障和农政变迁多元空间的有机协调的体现。同时它们之间又有明确的位阶关系，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现代化发展方向，经济活动遵循市场效率的原则，保障农民的生计，则是基础保障。
向世界分享中国经验
新京报：你认为当前中国亟需自己的乡村振兴理论体系？
叶敬忠：2017年10月18日，我从俄罗斯回国下飞机回学校的路上，从车里的收音机，听着十九大报告，七大战略里就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是重中之重，要优先发展。在具体的领域，要按照20字方针的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包括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三权”分置、集体经济、粮食安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新型经营主体、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三治”结合等方面的部署和安排。这些年来，这些主题一直都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但如何把这些主题统合起来，就需要一个更宏观的理论体系，需要我们自己的乡村振兴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
新京报：这一套理论的重要性是什么？
叶敬忠：哲学社会科学需要回应新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对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来说，乡村振兴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现实问题。首先是理解现实问题，理解中国的乡村振兴，理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只有理解好了，才能谈到指导性建议。而要更好地理解我国的乡村振兴，就需要更加完善的理论体系。
建立我们自己的学术理论体系，要立足中国，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借鉴国外，借鉴农政问题与农政转型的马克思主义视角，以及东亚的一些经验，同时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形成中国的学术和话语体系。
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中国的发展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但中国的农政理论、农政转型道路，尚未被国际社会全面理解和了解。因此，在当下中国的农业农村发展和乡村振兴中，中国学术界亟需清晰地理解中国的农政问题，构建中国的农政转型理论，讲好中国的农政故事，在世界范围内分享农政转型的中国道路。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