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留守儿童因父母外出务工而造成的监护缺失,要慎言监护补位或监护转移。
■叶敬忠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成为每年两会的热点话题,说明社会越来越重视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今年两会,一些委员建议通过强调家长责任,确保儿童的亲子团聚权,来根治留守儿童问题,并建议留守儿童监护的缺失应该由政府来补位。
这让我想起此前网上热议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中一位打工者所说的话:“我真希望没有搞改革开放,我也愿意日子苦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调研发现,留守儿童的父母决定外出务工时,考虑最多的就是留在家里的孩子,最担心的也是孩子的成长问题。调查发现,73.0%的外出父母想把子女带到自己的身边,87.0%的外出父母想回到老家与孩子一起生活。但是,在现实的条件下,这些美好的愿望往往难以实现。因此,任何人都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简单地指责他们失责。在同样的农村生计压力下,谁都不能轻言可以比他们做得好。
在我国推进城市化进程的社会大背景下,农民不得不走出乡村,寻找非农收入来源。其实,留守儿童的父母外出务工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有的家庭面临巨大的生计压力,外出务工几乎是唯一的谋生手段。有的家庭是因为子女上学花销太大,需要靠父母外出务工挣钱为子女积攒将来的教育费用。因此,对于留守儿童因父母外出务工而造成的监护缺失,要慎言监护补位或监护转移。从根本上来说,监护就是对留守儿童的监督和照顾,这不是简单的权利问题,而是涉及到情感投入的父子、母子互动问题,不是简单补位或转移的问题。恰如几年前一些地方推广的“代理家长”做法,“代理家长”能代理得了亲情吗?把孩子成长中的监护工作转移给政府或其他人,虽说实现了形式上的补位,但这是一种短期的、表面的行为,最终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对于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亲情缺失、监护缺失等问题,与其直接补位或直接代理,政府倒不如在政策导向和资金支持等方面创造条件,为外出的父母发挥对自己子女的亲情互动和成长监护功能而创造条件。例如,要求用工单位为打工者回家探亲给予充分的保障,为打工者回乡探亲提供便宜的绿皮火车供其选择,或者为流动儿童在城市就学提供真正的保障,等等。
留守儿童现象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整体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目标、偏向城市的发展模式。因此,留守儿童问题的彻底化解从长远来看有赖于一个城乡协同、权利平等、和谐交融且以人的福祉为终极关怀的发展模式,在政策制定上要有所倾斜。从当前的情势看,要停止以现代化和效率为名对农村土地、人力、资金、教育等各种资源进行的攫取,杜绝以政策手段加剧农村社会的凋敝。同时,要将财政投入和扶持政策向农村地区倾斜,以地方特色和农民意愿为前提促进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使农村居民实现本地生活的安定富足。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