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思考|中华慈善文化的逻辑起点与路径

来源:《社会保障评论》2023年第1期

作者:高静华,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摘 要:现代慈善事业发展蕴涵着传统慈善文化的底色,慈善事业发展程度折射出慈善文化持久的影响力。中华慈善文化以家为起点向外扩散,家由此成为了行善的逻辑起点,是爱与善最先生发的地方,也是亲亲而泛众的源头。中华慈善文化的逻辑谱系为“家在前、国在后,中间强调个人和社会”,体现的是一种家族关怀和家国情怀,背后蕴含着个人“修齐治平”“成王成圣”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追求。其鲜明特色表现为:以儒家“仁爱”思想为主导;以宗法血缘关系为伦理基础;遵循亲疏远近与特殊信任原则;偏好直接捐赠的慈善模式;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长期并存;在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向善中有巨大价值。文化的多样性决定着慈善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中华慈善文化形塑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中国式慈善的现代化绝非是走向西方化,而是要以传统文化为支撑,理性建构符合国情和时代发展需要的慈善事业。

关键词:慈善文化;慈善伦理;慈善事业;现代慈善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不同民族、地域与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文化具有差异性。慈善文化作为一个历史的概念,具有文化的一般特性,即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和动态性的特征,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慈善文化。受制于所处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影响,中华慈善文化的发展同样具有连续性与历史继承性,表现为不同的内容或形式,同时又服务于时代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变化。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乐善好施、扶危济困、重义轻利、尊老爱幼、扶弱助残的传统美德,这些美德在中华大地上世代传扬、经久不衰,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慈善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慈善文化是慈善事业发展的灵魂与动力源。世界上几乎每一种文化都把慈善作为基本道德规范和文化内容,表明自己对慈善活动的积极认同,一个国家慈善事业发展的历史与实践离不开文化的塑造。那么,何为“慈善文化”?中华慈善文化的特色是什么?如何形塑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对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价值引领、发展方向有何意义?本研究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二、中华慈善文化的逻辑起点与路径

文化是影响人们慈善行动的潜在、深远因素。不同的文化造就不同的心理结构,进而会影响不同民族的慈善文化。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就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中国文化之特殊性体现在:“是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家庭即为伦理关系的基础和出发点”。在所有文化渊源中,家文化无疑是对慈善事业影响最为深刻的一个方面。中国人讲究“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指修善积德的个人和家庭,必然有更多的吉庆,作恶坏德的,必然遭致更多的祸殃。也就是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积累善行善德的家族,其福报不会断绝,家族的后代也会承受福报。常常做不善之事的家族,就会经常发生灾祸,甚至连累后代。

梁漱溟先生也认为:“西方文化以宗教为本位,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本位,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西方团体和个人是两个实体,家庭几乎为虚位。”如果说西方慈善文化的源头是宗教文化,那么我们的慈善文化则是以家为起点向外扩散,家由此成为了中华传统慈善文化的逻辑起点,是爱与善最先生发的地方,也是亲亲而泛众的源头。形成这种特殊慈善逻辑的基础是中国长期处于小农经济和宗法社会。

家文化对慈善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中华慈善文化是以家庭、家族为核心和原点,帮助和互助行为从家开始。中国人的仁爱善行通常局限于家族内部或亲近之人,慈善大多是限于血缘亲情之间的伦理性活动。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家庭观念塑造着人们慈善观念,家庭是人们进行道德实践的首要场所。个人的慈善捐助行为也经常受到家人的影响,尤其是父母的教育和榜样作用对成年子女的慈善行为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家庭还对于激励个体捐赠具有积极作用,慈善文化和观念、慈善精神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传递对推动个体慈善捐赠行为的发生具有不可忽视的效应。中国的慈善捐赠决策常常以家庭为单位,且以夫妻共同名义和夫妻共同决定的模式发生。父母的慈善精神对孩子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家文化、宗族宗祠文化、光宗耀祖文化、福报文化对整个家庭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和持续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那么,中华慈善文化的行善逻辑是什么呢?儒家认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亲亲,仁也。”可见“亲亲”是“仁”的基本内容,并有其特定的施行范围,即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亲亲”是一种以家为原点、以血缘亲情为依据的差别之爱。路人之爱只能由“亲亲”之爱外推而生,别无他途。从“亲亲”之爱到路人之爱,是一条自然的逻辑进路。因此,中华传统慈善文化的行善逻辑是分层次的。

在“亲亲”之爱的前提下是个人的修身齐家与成圣成贤,古人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心性论为主干的“内圣”哲学作为“儒”的根本特征深刻影响人们立身处世的道德修身和济世救民的责任,这是极具中国特色的重要文化心理因素。《大学》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深刻反映了这种文化心理。对君子而言,修身齐家、造福社会、利他至善是成就自我的必由之路,与慈善利他的精神是统一的。

那么,怎么去理解梁漱溟先生所说的“团体”呢?中国人真的没有“社会”的概念吗?非也!与西方所理解的陌生人社会与宗教团体不同,我们是一个重血缘关系的社会,在宗法关系的基础上发展,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也就是熟人社会、宗法社会、世俗社会。在古代,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族是家庭的扩大和延伸,也是熟人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同乡会、同业会、居委会、村委会、各种社区组织则是社会的扩大化。而到20世纪的中国社会主要表现为单位社会,同样是一个熟人社会,我们鼓励城乡社区组织、单位在本社区、单位内部开展群众性互助互济活动,本身就是传统慈善文化的体现。

所以,本研究将中华慈善文化的逻辑路径概括为“家在前、国在后,中间强调个人和社会”,体现的是一种家族关怀和家国情怀,背后蕴含的是个人“修齐治平”“成王成圣”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追求。治国平天下则是在修身齐家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强调“家国一体”,对国家和社会要有责任与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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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宣传工作处

新京报网2024年2月11日


责编:刘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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