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
程序，1944年出生，江苏无锡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可持续农业协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以生物质为中心的农业生态学与生态农业等。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农业专题战略研究报告两名主要起草人之一。因1977年至1986年主持农业现代化规律及建设研究项目（实验基地：北京市房山县窦店村）获重大成果，被授予国家星火科技一等奖。
农民就是这样，
你给他们带来了收益、改变了生活，
他们是不会忘记你的。
程序观察甜高粱的生长。
不管农业将来怎么变，如果你是一名农业工作者，你必须要和农民打交道。跟农民打交道是个基本功，现在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跟农民打交道，说不到点子上，而且不能取得他们对你的信任。农民一听，很自然地觉得你讲的都是外行话，讲的都是农民不感兴趣的事情，你们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
一
我出生在江南水乡的无锡，在农村没生活几年便随着父母来到上海，因此记忆里很少有家乡农村的画面。但我对农村的记忆又很深刻，上世纪50年代末，父母选择去贵州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我也随他们从繁华的东部来到相对落后的西南山区。
从城市到农村生活，我一边读着高中，一边参与勤工俭学和下乡劳作。那时学校在郊区办农场，要求学生每两个礼拜要去农场劳动一天。从学校到农场大概十几里地，虽说是山路，要是空着手走过去也不是什么难事，但学校要求男同学挑一担粪。因为山里的地很瘦，没有粪作为肥料，地里根本长不出东西来。
这对于我来说，绝对是一个挑战。一则是当时年纪小，二是我从来没有挑过担子，更别说还要挑粪。挑粪是一项技术活，在那么长的距离里挑着，又不能停下，诀窍就是换肩。我记得要把担子从右肩换到左肩，再从左肩换回右肩，中间不要停下就能坚持走很长一段路。现在想起来，挑粪也能锻炼身体，同时我也认识到当时农村是一个生活条件很差的地方。
2004年，在广西开发从糖蜜制酒精废液质提取沼气技术。
西南地区的水稻是籼稻，比较容易脱粒。老百姓收了水稻后，他们会拿来一个很大的打谷木斗，将割下来的稻子用力一甩，通过这种方法实现脱粒。我记得那个木斗特别沉，农民要把沉重的木斗来回搬运，累的时候直接睡在稻草上。农民生活和劳作的艰辛给我思想上带来了冲击，影响着我高考的选择。
在我看来，发生在童年的一件事对我高考志愿选择也有同样大的影响。1949年是我和父母来到上海的第一年，一天夜里，我们一家人正在吃饭，听到门外传来敲门声，开门一看发现几个从苏北地区跑到上海来谋生的人，他们好几天没有吃饭，希望能讨点儿饭。我在那群人里看到了年纪与我相仿的小孩，心里十分难过：为什么自己和家人能有房住、有饭吃，而这些人却没有家住也没有饭吃？那时，我只有5岁，不忍与心痛像一根刺扎入了我的心中，这根刺也在往后的日子里影响了我许多人生抉择。
特别是在入团入党上，我也有着坚定的想法：读书或是工作中，我接触到了农民，了解到真实的农村，自己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大学期间，学校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1964年在学校观看抗美援朝电影《英雄儿女》，电影里的战士王成喊出“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我感触颇深，这都是真有其人，不是虚构出来的故事。
后来到了大学毕业分配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能填五个志愿。当时的风气是“服从祖国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跟我要好的同学最后分配到新疆，而我虽说填了新疆，却分配到中国农科院，估计与我当时年纪小、学习成绩好有关。如果当初分到新疆，二话不说，我也会卷起铺盖就走。
二
16岁那年，我如愿考入了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读书期间，我的成绩不仅在全年级名列前茅，大多数科目也都得到了5分满分，甚至难度较大的高等数学和遗传学也考了100分。
与现在学制不同，我们大学是五年制，每年至少有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到农村或者农场，必须紧密联系农业生产。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去了大兴县魏善庄公社西芦垡大队，农学系的老师在大兴帮忙改良盐碱地，我们在那儿帮忙收水稻，是劳动锻炼性质。二年级到河北省芦台农场，到那儿不是劳动，是学习。学习水稻育秧、插秧移栽技术。三年级到双桥农场大鲁店大队，也是学习，包括棉花、水稻、玉米等作物的栽培。四年级有些同学会到河南的农场或是黑龙江北大荒的农场实习六个月，经历作物的一个完整生长期。
20世纪70年代末，程序（左一）和时任窦店村书记仉振亮（右一）在小麦和夏玉米优种示范田观察长势。
大四那年，我的情况比较特殊，要准备考研究生，跟着老师去了玉米的实验站。再到五年级，我们去通县张家湾公社西定福庄大队，我们的任务就是将低洼易涝地改造为水稻田，解决当地农业生产力低的问题。我还记得，考评我们实习是否成功有几条标准，其中一条就是产量的提高。
那时我们也是有身份的人了，当地人把我们称为水稻专家。听到这个称呼，心里面觉得紧张，他们将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你要是搞不成功，你说丢不丢脸。农民才不管你是老师还是学生，一听说是农业大学来的，肯定是专家。
像浸种这些技能我们在学校里是学过，但都是以小组为单位在老师带领下进行操作，从来没有自己独立完成全过程。早春水稻种子需要用温水浸种催芽，放置两天两夜。我半夜里经常睡不着觉，拿着手电筒去检查水稻种子，水温过高，怕把苗烧坏；水温过低，又怕不发芽。好不容易等到水稻种子播撒下去，我又担心它的出苗情况，密度够不够……
我在西定福庄大队待到快要毕业，走的时候水稻已经到了抽穗期。离开时，当地乡亲们都舍不得我们走，他们还送了我一个笔记本，我现在还留着，上面写着“远离数百里，丹心送稻艺”。
分配到中国农科院工作后，我还趁着假期骑自行车从农科院到通县张家湾去看看他们的水稻收获情况。老乡看见我回去，高兴极了，马上把新米捻出来煮给我们吃。
五年时间的学习、劳动和实习，我基本掌握了作物的栽培和耕作技术，这些经历为我今后从事农业现代化实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我学会了与农民打交道。
相比当年的五年制学习，现在学生很少有这种机会参与到实践中，有些同学对植物的认识就是地里的一小片。要知道农学，特别是栽培学、耕作学等分支是一门经验学科，主要是通过经验的总结和积累慢慢提高。
现在，农学随着现代科技发展，生物技术广泛应用其中，但不管怎么变，农学的基本性质不会变，那就是必须同农业生产相结合。作为一名农学生，学会与农民打交道、学会在农村找答案至关重要。
三
1977年到1986年这几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带领研究团队在北京市房山县窦店从事“华北平原(京郊)农业现代化实验基地”研究。应该说，这段经历对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做什么事情都要建立信心，不管这个地方有多穷、多落后，只要能把科学技术真正应用，就能找到一条适应当地发展的路子，乡村面貌的改变也是迟早的事情。
上世纪的北方地区，粮食作物生长季内热量条件“一茬有余，两茬不足”。那时的京郊，间作套种“三种三收”方式曾作为破解问题的“妙策”在七、八十年代被行政命令强制推行，但生产实际中这种种植方式并不理想，农民虽然很辛苦，但粮食的产量并不高。
当时对种植方式有很大的争论。我不断思考：如何在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前提下，既让农民不要那么辛苦，又让粮食增收呢？周恩来总理“四个现代化”的号召给了我启发。我和同事陈国平一起，提出了在京郊平原地区实现以“机械化小麦—玉米两茬平作”为中心的粮食作物生产现代化的研究设想并上报北京市政府。
20世纪80年代初，程序（居中）团队自行研制配套农机具。
首先把种植制度改了，然后通过机械化的办法来实现。路线提出了，怎么通过品种改良、种植方式的改变配合机械化是一大难题。我从作物所、畜牧所组织了几个志同道合的研究人员，在拥有4000多亩田的窦店公社窦店大队“蹲点”进行试点研究工作。
以前对于农村落后的认识都是泛泛而言，就同没有经历过科技兴农、振兴乡村的人一样，提到落后就仅仅是两个字。那时的窦店大队有多穷呢？其中一个生产队起名叫冰棍队，按照计工分的原则，他们干一天的活才算八分，合四分钱人民币，也就是说一天的劳动才能挣到一根冰棍的钱。
于是，我们想着先把当地的粮食亩产搞上去，再发展畜牧业深加工，提高产值。为实现高产、高效的小麦玉米两茬平作，我们团队有针对性地筛选小麦和玉米优种并加速繁种；引入国外高效收割机械，改装或研制精量播种机、秸秆还田机、玉米摘穗机、青贮收割机、免耕播种机等一批配套机具。
成效显著。基点所在村的粮食作物，平均亩产从1977年的767斤，一跃提高到1978年的1232斤，1988年后更达“吨粮”(2000斤/亩)。
1989年，京郊小麦—玉米两茬平作推广面积达180万亩，后来更在华北平原地区逐步取代“三种三收”等多种间作套种形式。到90年代中叶，包括相关的农机具在内，农机与农艺结合的小麦—玉米两茬平作种植制度，在华北平原以及黄河流域全面推广。
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困难，但全心全意地扎进去，哪怕你中途想不干了，大概也是不可能了，因为你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动力。但最难的不是业务而是在生活上。当时我33岁，家里有两个小孩，一年365天我有200多天要待在村里，家里由谁来照顾孩子呢？完全靠我爱人一个人，她为我牺牲了太多。那时的生活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一拧开关就能做饭。做饭都是烧蜂窝煤，搞不好火就会灭掉。
在那些年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团队发现夏玉米的秸秆量大幅增加，切碎和入土后不利于免耕种植的后茬作物在苗期保全苗时获得充足养分。转变思路，将秸秆还田变为过腹还田；进而又在开拓高档牛肉市场前提下，改良牛种，在青贮秸秆中加高能饲料进行强度育肥，培育出优质肉牛。
每年春节，窦店的村民都会来看我，还会带着牛肉来。农民就是这样，你给他们带来了收益、改变了生活，他们是不会忘记你的。
我们开始做这个项目时，并没有想着会不会成功、有什么困难，只是一门心思地往前冲，所以经常会说“但行善事，不问前程”。这也不是消极的说法，而是要明白如果充满顾虑，怕这怕那，干脆就不要做了。
就像现在学生天天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一样，也不一定能成功。如果实验失败，就会感到沮丧，想到别人会不会瞧不起你？要是想这么多，怎么都不会做好。更何况，实验的失败也不一定就是白做了。
在科研上做出一些成果后，我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进行了一年的学术访问。可持续发展思潮在西方流行，联系到可持续农业的发展，八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团队率先引入国际“可持续农业”观念和参与提出“中国生态农业”概念，建立以沼气发酵为关键环节的生态农业链，在全国率先建成生态农业示范点和大规模沼气工程，优化利用沼渣、沼液，研发有机蔬菜、固氮绿萍的种植和杂食性动物蛋白大瓶螺等的养殖，减少高投入集约农业伴生的有机、无机面源污染，提高蛋白饲料和能源的自给率。
对我来说，没有这近十年的实践和一年多的理论提高，谈不上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如果不是先实践，后学习；再实践，再学习，我的发展也会受到限制。
四
在我的研究领域里，作物栽培和耕作是研究时间最长的，其次是农业生态，至于说转向自己不熟悉的生物质工程，是为了解决修复生态的问题。
过去几十年里，我国的生态被破坏得很厉害，修复生态是国家的一个重点项目。以沙化治理为例，通常是政府花钱买灌木苗无偿发给农牧民，希望通过种植树苗来固沙，防止进一步的沙化。虽然是无偿地将苗子发给牧民，但由于种灌木不能给农民带来经济效益，农民没有积极性，影响到灌木定期平茬。而如果不平茬，灌木就会停止生长或死亡。种种原因导致灌木的生存率很低，固沙的效果一直很不理想。几十年来，那边都是光造林而不见林。
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产生，一定要让农民能够有收益，才能调动他们种植灌木的积极性。国外的发达国家总是提倡生态第一，他们有条件拿出大部分的资金。但从我们国家的国情来讲，不能片面地强调生态第一，要兼顾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其实，早先对这些问题是有很大的争议。一种倾向是否认或者贬低生态效应；另一种倾向是片面强调生态效应，我认为这两种倾向都不可取，要找到一条路子来实现三者的兼顾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程序（右一）在讨论优质肉牛饲养。
所谓治沙生物质工程，简单来说就是研究如何把为了防风固沙而种的灌木和草变成有经济价值的东西，比如生物能源。因为年降雨量不足400毫米，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有六亿亩左右的边际土地资源，是不适合种粮棉油的。通过调研发现，生物质工程依托着灌木和能源草类恰好能使这部分土地得到充分利用。这样一来，农民种植防风固沙植物的同时也能获得经济收入，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也间接助力了乡村振兴，这将成为一条切实可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改善生态之路。
所以我们感觉到如果能把生物质工程做起来，这部分农业土地就能得到利用。2004年，我和石元春院士在起草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时，向中央提出了研发生物质工程的建议，并在校内建起首个国内大学的生物质工程中心。提出在边际土地上种植能源作物并加以生物炼制成能源和材料等，并把它特称“第二农业”。
第二农业的意思就是说一方面要把过去传统农业只利用籽粒不利用如秸秆等其他副产品的思路扭过来。另一方面要把过去不能够种植粮棉油的土地，拿来种植能源作物和其他一些能够做材料的作物等。
退休之后，我还经常来办公室，还会为生物质工程的研究做些基础性的工作。我见到过不少退休人员很快变老，其实是与心态有关，也与失去追求有关。有时候，想方设法去做一些事情，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摆正心态，衰老会变得慢一些。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刘自艰整理，此文得到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五老”资料采集工程项目大力支持，农学院向治宇、史琳铭、马帅帅、马小如、汪炜琛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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