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丹丹
中国是农业文明古国，也是农业文化遗产大国。农业文化遗产是我国劳动人民在数千年的农耕实践中形成和积淀的活态的农业生产、生活和生态体系，是完整的农耕社会组织体系、农业文化思想体系和农耕技艺体系。2002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倡议，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有23个国家和地区的67个系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以19项位居首位。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继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混合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的又一种世界性遗产类型，是世界遗产家族的新成员。2012年，我国启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工作，截至目前，共评定6批13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分布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全球及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设立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具有重要价值，为人类应对现代性危机提供了智慧方案和解决之道。
通过农业文化遗产理解乡土社会
尽管当前农业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作用和价值越来越凸显，但对于如何有效研究、保护并传承活态农业文化遗产，有效促进农业遗产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学界仍在探索之中。长期以来，活态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套农业生产系统和生态系统，得到了农学、生态学、资源与环境科学等领域的充分关注和研究。但与此同时，活态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套社会生活系统、社会组织系统、社会文化系统和文化景观系统，却并没有引起相关学科的足够重视，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对于农业文化遗产的关注和研究并不充分。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多学科共同研究和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格局并未形成。
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农耕文化，在农业农村的中国式现代化转型与发展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而洞察中国式现代化的农业农村基础，理解和阐释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总体性功能和作用，也成为中国社会学界亟须直面的紧迫而真实的问题。
全国范围内广泛分布着全球及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涉及上千个遗产地乡村社区，其中许多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乡村社区，还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社区。目前，13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分布在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151个县（市、区），涉及40多个少数民族，涵盖60多种农牧业物种和各类农业生态类型，四分之一的遗产地乡村社区属于原贫困地区。
这些遗产地乡村社区无疑都拥有良好的农业资源禀赋和完整的农业生产体系，是文化多样性的富集地，是中国深厚悠久的农耕文化传承至今的样板性乡村社区，集中和完整地体现了农耕文化长期塑造的一整套运作有序的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因此，这些乡村社区具备展示农耕文化如何成功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巨大潜力。洞察、思考和总结这些乡村社区现代化转型的基本逻辑、内在机制和实践路径，是中国社会学理解乡土社会的应有之义，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学科职责和时代使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乡村社区既是中国农业文化的样板，也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样板。在中国社会学领域，有关“农”的几乎全部社会学研究议题，都可以在遗产地乡村社区开展具有典型性的研究。遗产地乡村社区的现代化变迁和可持续发展都离不开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与现代化变迁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社会转型、社会文化、社会行动、社会动机、社会心理、社会组织、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过程、社会规范、社会意义、社会后果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借助社会学的学科理论和学科方法来加以解释、阐发和解决。
中国社会学不应缺失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乡村社区这片广阔而重要的田野。遗产地乡村社区作为当代中国乡村的农耕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的样板，是乡村社会遭遇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之时，农耕文化如何合理应对与稳健转型的典型展示地，能鲜明地反映中国城乡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困境以及农耕智慧的因应之道。在这个意义上，农业文化遗产需要也应该进入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视域，中国社会学也不能在农业文化遗产议题上缺席。
以社会学视野激活农业文化遗产研究
把农业文化遗产带入社会学的研究视域，意味着重新审视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将以往研究中未得到足够重视的“人”的维度重新带入视野。农业文化遗产的主体是人。人是农业文化遗产的创造者、拥有者和使用者，也应该是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和受益者。人始终居于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核心，是农业文化遗产得以存在、延续和发展的关键。费孝通在晚年多次强调，社会学要注重对人的研究。经由社会学的田野研究和理论阐发，人的主体性和价值将在农业文化遗产中得到凸显。因此，社会学应当弥补当前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不足，形成整全性的研究视域、综合性的研究框架和解释路径，让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
把农业文化遗产带入社会学的研究视域，意味着重新审视农业文化遗产自身的社会属性和文化价值，将以往研究中未得到足够重视的“社会”维度重新带入视野。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是一套农业生产体系和自然生态体系，也是与其有机配合的一套生活体系和生命体系。活态农业文化遗产生生不息的根源就在于村落社会中人的生产、生态、生活与生命的有机交融。在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中，需要运用社会学的洞察力将这种有机交融的社会机理呈现出来。历史社会学强调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理解。这一倡导实际上是将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置于历史前后相继的轨迹中，由此我们得以在一种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洞悉农业文化遗产千百年来的有机交融之道。
把农业文化遗产带入社会学的研究视域，意味着社会学对乡土中国的理解要进一步重返乡土社会自身的社会与文化脉络，将解释的链条更深地扎根于农耕文化的土壤之中。在遗产地的乡土图景中，乡土团体、乡风礼俗、乡土伦理、乡土人情、乡土景观都蕴含着丰富的乡土社会逻辑和乡土文化底色。如何在农业遗产地乡村社区理解这套逻辑的运作机制，可能是农业文化遗产给社会学研究带来的新议题，也可能构成对中国社会学本土方法的重塑。
泱泱中华，以农为本。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一新兴的世界遗产类型的设立，让农耕文化再次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进入学术的视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因其活态性、适应性、复合性、战略性和濒危性等基本特征，成为亟须多学科通力合作的一个综合性研究领域。社会学的缺席，将导致遗产地“人”的整体性沉默，也将导致遗产地“社会”的消失。把农业文化遗产带入社会学的视域，将拓展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深度、广度以及因“人”的彰显而具有的学术温度。将农业文化遗产带入社会学的视域，也将为中国社会学注入新的活力和可能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可持续发展研究”（20&ZD16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责编：刘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