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莉、韩启政

“中央一号文件”作为一项国内治理政策，其不仅带领全体人民以集约型生产、农业技术升级实现了粮食增产，跑赢了人口增长，摆脱了马尔萨斯人口论提出的贫困陷阱，而且通过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乡村发展实践，向世界展示了农为国本、本固邦兴的历史规律。将农业振兴作为治国之基与应对多重危机的不变之策，体现了心存忧患、追求太平、向往繁荣的“农本”智慧，能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借鉴。

2026年2月3日，党的十八大以来第十四个、“十五五”规划期间首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发布。全文从农业提质增效、常态化精准帮扶、农民稳定增收、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强化体制机制创新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6个方面提出了27条意见，从自力更生和富国强民两个维度回答了“农本治国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重要时代命题。

首先，务实的“农本”治国以粮食安全保障国家独立主权。拥有保障本国人口不受饥荒侵扰，是一个国家实现发展权、走向繁荣富庶之路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通过“中央一号文件”对农业进行总体指导，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和育种技术革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杂交水稻技术推广为关键支撑，粮食安全得以从供给侧得到保障。从需求侧看，国家1953年曾建立粮票制度、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以此满足需求的公平分配。改革开放之后，粮食供应逐步市场化和多元化。到1998年，随着对灌溉、化肥、电力、农机等农业投入的大幅增加，中国彻底告别了粮食短缺，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迈向小康，粮食安全的主要挑战也从粮食短缺转变为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到2024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已连续10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470—490公斤，远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三大主粮自给率分别为99.7%、94.25%和95.85%，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注入了自食其力解决饥饿问题的信心。

其次，真正的社会经济繁荣离不开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农业是文明的起源，为工业和服务业创造经济剩余，推动国家公共服务的持续供给。所有迈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均经历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革命性提升与现代化转型，实现了从生存性农业到商业化高生产力农业的转变。这其中有三方面中国经验具有世界意义。

其一，改土治碱的“曲周精神”，将盐碱地化腐朽为神奇。20世纪70年代，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石元春、辛德惠等教授团队，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应河北邯郸地委请求进驻曲周县张庄村，拉开改土治碱序幕。通过以“浅井深沟”为主体、农林水并举的综合治理方案，创立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水盐运动理论，通过抽咸补淡、灌溉压盐、工程生态设计等技术，将亩产不足100公斤的28万亩盐碱地（土壤含盐量大于0.1%）进行治理。1982—1986年连续5个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中低产田改造、科技兴农、粮食增产。到1987年，曲周全县盐碱地面积减少近七成，粮食亩产达366公斤，成为黄淮海平原盐碱地治理典范。据2019年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地类数据，全国盐碱地约15亿亩，其中1/3（即5亿亩）具备改为耕地的潜力。近年来，在全国16个省份试点推广的耐盐碱“海水稻”种植面积约150万亩，总产量超4亿公斤。全球盐碱地总面积150亿亩，这一点“碱”成金的经验有望惠及10亿人。

其二，从脱贫攻坚到常态化精准帮扶，覆盖减贫实践不同阶段。作为重要顶层设计载体与实施指南，“中央一号文件”贯穿中国扶贫开发到乡村振兴的全过程。从20世纪50—80年代以产业、就业为核心、强调“授人以渔”的生产性扶贫；到八九十年代在“三西”扶贫计划和“八七”扶贫计划中重视“造血式”帮扶的开发式扶贫；到21世纪初开展的以贫困村为单元，统筹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的整村推进、易地搬迁等综合性扶贫；再到2013年后以“两不愁三保障”识别贫困户并建档立卡、以对口帮扶、生态帮扶和社保兜底等方案实现了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精准扶贫策略；2021—2025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5年过渡期开展的“扶上马、送一程”阶段性安排；2026年进入制度化、长效化、精准化帮扶新阶段，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以精准滴灌、系统赋能促进脱贫群众稳定增收、乡村全面发展、迈向共同富裕。中国使8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首个减贫目标，用经验丰富了治理多样性，用行动推动了人类共同发展，为全球南方减贫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样板。

其三，鼓励青年人才返乡创业，投身乡村振兴。通过乡村CEO、全球南方兴乡计划，越来越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走进乡村施展才干。大学生村官、选调生、乡村职业经理人、科技小院派驻人员、农业专业实习生等人才制度安排，为这一进程提供支撑，成为和平年代乡村振兴最生动的注脚。通过南南合作，农业项目常常能让深陷内战的国家化干戈为玉帛。

农历新年来临之际，中国家家户户都会在红纸上书写“福”字。留学生往往将“福”简单理解为“恭喜发财”，这是一种唯GDP的解读方式。但实际上，“福”的内涵远不止于此。“福”字左边是代表祭祀祈福的“礻”，右边为含“口”与“田”的“畐”，寓意只要有田可耕、有地可种，便能衣食无忧。而脱贫能让家庭兴旺有望，使广大民众可以接受文化教育，更能维系和谐安定的社会秩序。这一朴素的生活图景，道出了中国农耕文明的核心理念：农业，是民生幸福之基、发展进步之根、国家治理之本。中国将“三农”置于政策议程的核心位置，不仅是为自身发展筑牢根基，更为全球发展提供了全新范式——这一范式与以工业主义、商业主义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形成鲜明对比，重新定义了真正的发展应有的模样。

从农业治理的维度划分，可归为三大核心问题：

第一，如何实现国家的主体性。实现自主发展的路径各有不同。在西方的叙事体系中，自主往往等同于个体在自由市场框架下做出的独立、理性选择，竞争决定成败，政府仅扮演最小化的角色。而在东方的发展理念中，“民以食为天”，积极有为的国家政府必须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当前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470至490公斤，高于400公斤的国际公认粮食安全线，粮食供应保障有力，三大主粮自给率分别达到99.7%、94.25%和95.85%。中国的“三农”实践表明，唯有依靠积极作为、以发展为导向的国家，秉持共同发展的理念，保障民众发展权，对弱势群体实施精准帮扶，矢志追求共同富裕，才能真正实现国家自主发展。中国通过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提升农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为农村发展赋能，而非将农村的发展完全交由市场主导。这种“集体自主发展”模式确保不让任何人掉队，让“农业优先”的理念转化为民生改善和社会凝聚力提升的实际成效。这一治理理念，始终把人民的长远利益放在首位，坚决置于市场短期利益之上。

第二，如何实现真正的发展。书写“福”字的传统，蕴含着一种整体的发展观：真正的繁荣，远非高GDP所能概括，其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真正的发展，并非仅由大规模营利性产业驱动，而应从基层的实际需求、本土的传统知识和民众的主体能动性出发。1989年，参与式发展方法的先驱、“农民优先”理念的主要倡导者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指出，传统的专业治理模式往往带有精英主义的自上而下规划色彩，忽视了贫困人口的主体能动性与自身价值。要实现真正的发展，就必须重塑这种权力关系和制度体系，倾听基层的声音，尊重本土的知识。本次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农民是乡村发展的主体，并鼓励更多人才返乡投身乡村振兴事业，通过建立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践行“把弱势群体放在首位”的理念。同时针对边缘群体的发展需求，结合各地实际开展定制化的制度创新，进一步激发农户的内生发展动力。通过扩大农民的话语声量、提升其发展能力，让社会公平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让“重农固本”成为落地生根的实践理念。

第三，如何助力全球南方实现现代化。在人们的固有印象中，现代化总是与西方国家、由工业革命驱动的发展模式紧密相连。但在19世纪初英国摄政王乔治四世时期，当欧洲处于发展的鼎盛阶段时，布莱顿皇家行宫的建筑风格却表明，在欧洲人心中的宏伟审美图景里，彼时世界上最具现代性的地方实则在亚洲。如今，带着投身农业现代化的热情与活力，“新农人”返乡创业的浪潮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新型农业从业者走进乡村、施展才干，相关人才制度体系为这一进程提供了有力支撑，大学生村官、选调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职业经理人、科技小院入驻人员、农科专业实习生等群体，已经成为了乡村振兴的生力军，生动诠释着乡村振兴为国家长治久安注入的蓬勃活力。这一现象足以表明，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不仅让年轻人看到了农村的巨大发展潜力，也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乡村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彰显了中国让国土上的每一寸土地都实现繁荣发展的国家决心。此外，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筑牢以农为本的制度根基、推进制度机制创新的重要前提，这一根基体现在水利建设、土壤保护、土地权属、可持续农业发展等各个方面。中国对“三农”工作的优先考量，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更贯穿于政治和安全领域。从1982至1984年首次连续发布“三农”领域中央一号文件，再到2004年起持续发布至今，这份坚持已通过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制度化，成为国家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石。

中国有句古语：“治大国如烹小鲜。”治理大国，需要用心耕耘、统筹城乡发展，更需要尊重基层根本、倾听基层声音。中国将“三农”工作摆在优先位置，正是践行这一古老的东方智慧，从基层筑牢国家稳定的根基。这一发展模式，对“一刀切”的全球发展话语体系形成了挑战，为寻求粮食安全、乡村振兴与以人为发展核心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新选择。在这个面临饥饿、不平等和地缘政治动荡的世界，中国的农业发展战略，早已超越了国内政策的范畴，成为一项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

（作者分别为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人文与发展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