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老松是扭曲的积累，积累的扭曲组成了和谐地生长。无人能说出风在哪里，所有的树梢明白地指出他们的去路。”任继周院士在纪念安民先生的文章里，以这样一首小诗结尾，诗的字里行间浮现着安民先生的身影。

觉醒年代的报国之声

安民的少年及青年时代，正值日本侵华之时，国家蒙难之际。他目睹了日寇的暴行和中国人民的苦难，少年立志以救国救民为已任，坚决反抗日寇侵略。中学时便接受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的洗礼，13岁时就几次登台声泪俱下地宣传团结抗日。

1941年，安民考上西北农学院，在此期间，他踊跃参加了“公谊救护队”，他当过司机，驾驶卡车穿越危险重重的滇缅边境运送生命物资；他深入河南黄泛区，防治黑热病、疟疾造福穷苦农民；他将在日本帝国主义穷凶极恶、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无能的统治下农村老百姓的悲惨处境转化为改造社会之志。

在学习知识之余，1943年，他受中共地下党支持，领导组织了轰动全国的“五·二〇”学生运动，他冲锋在前、领导游行，慷慨激昂、宣讲真理，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向世界宣传学生运动的正义性，因此一度被国民党当局列入通缉黑名单。国民党当局发出通缉令，捉拿“奸党首领王安民”。

披荆斩棘的求索之路

1947年夏，安民毕业，在党的地下组织支持下参加布拉格的世界学联，并赴英国学习，一边进修有关畜牧学和动物繁殖学课程，学习世界刚起步的家畜人工授精技术。一边联系旅英、旅欧的进步同学、人士，宣传学生运动。

学成后，他谢绝了校方挽留，怀揣报国之心念，匆匆赶回祖国，继续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初，安民带着两个愿望来到北京农业大学报到。一是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另一个是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将中国的畜牧科学推向世界的前沿。他推广应用奶牛人工受精技术，改进人工授精器材，成果在全国各地推广；他事必躬亲，骑着摩托车跑遍北京郊区，创新设计牛舍、猪舍、挤奶厅，其中一些还沿用至今；他担任大一新生班主任、小牧场场长，带领学生深入黑吉辽牧场实习实践，为繁殖学科培育了中坚力量；哪怕是下放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种畜场劳动期间，他也时刻不忘科研工作，通过人工授精配种，实现“小马变大马”，改良了当地马种。

1960年,教育部要求高校复课，安民回校后用两年时间编写成中国第一部家畜繁殖学科教科书，推动繁殖学科与国际前沿接轨，指导研究生完成家兔受精卵移植，在国内首次获得成功，为后来家畜胚胎移植奠定了基础。

1966年，安民再次被下放涿州农场，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他仍旧不弃对科研的热忱，克服困难条件进行提高母牛繁殖率的研究，五年间开展数次巡回试验、培训技术人员，他东奔西走，长途跋涉，翻山越岭，足迹遍布北京、河北、内蒙古、海南和新疆伊犁地区，创造直接收益2500万元，获农业部技术改进二等奖，成为中国家畜繁殖学科的引领者，为学科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绘制蓝图的校长之任

直至1979年，历经磨难的安民终于重新回到他所钟情的科研沃土上辛勤耕耘。1980年，安民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他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带领学校开展了艰苦的重建工作，收回校舍，重建教工、学生宿舍，修缮教室，建设图书馆，提出“将北京农业大学办成综合性农科大学”的设想，规划和建立起2个中心和5个研究所，15个研究室，安民着重关注校内的师资队伍建设、体制改革、国际交流与合作、学术水平等问题，对症下药，逐一提出了改进及解决方案。在他的带领下，发展中的农大学科齐全、科研实力强，广纳贤才，成为了孕育我国农业精英的摇篮。

1987年5月，安民卸任校长职务，专注教书育人，指导博士研究生完成科研课题，并亲自筹备了第六次国际山羊会议，为推动我国农业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殚精竭虑。1994年秋，安民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时，不幸病倒，之后，他与病魔顽强斗争了19年，最终于2013年5月病逝。安民先生，安国为民。纵观安民先生的九十余年人生经历，为实现他的理想和愿望不懈地攀登再攀登人生的高峰，始终致力于把中国的动物繁殖学科、畜牧学科和农业教育提升到世界先进水平，将中国的畜牧学科推向世界前沿。安民先生为此奋斗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