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三农】1949的留下与归来 为了新中国的农业
1949年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一场农业的现代化革命大幕就此开启，为了解决几亿人口吃饭的问题，这些农业专家选择了留下与归来
留声1949：
“不能扔下学校，我们不愿意走”——俞大绂
“海外孤儿的生活应当结束了，咱们回祖国去吧”——汤逸人
“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要回到中国去。我的成长教育，是由四万万国民的血汗哺育出来的”——汤佩松
“社稷久经战火，农民首当其冲，我们学农的，应该马上回国，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广大农民雪中送炭”——曾德超
“我们必须认清此次变革并非如辛亥革命——表面变革，而系中国数千年来一次大变革” ——戴芳澜
编者按：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农业，在原始、低效、落后、封闭的耕作模式下徘徊了千百年。
近代以来，外忧内患、烽鼓不息，锋镝余生仅可苟活，无暇理田，1949年前的中国农业一派凋敝。在废墟上站起来的新中国，百业待兴，而如何解决数亿人的吃饭问题，无疑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最大考验。一场农业的现代化革命大幕就此开启。
改变自耕自收的小农生产方式，探索科学发展农业，是中国共产党人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
俞大绂、汤佩松、戴芳澜等一大批农业学人，他们或从全国各地汇聚北京，或从海外跋涉归来，建立起了新中国第一所全国性的农业高等学府，植物病理学、小麦育种学、土壤学、农业化学等现代农业学科由此奠基。更多的年轻的学子，从全国各地出发，进入大学接触现代农业科学，而他们最终的目标，是广阔的田野。
解民生之多艰，从科学强农开始。
2019年的9月10日，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农大科学园的温室中，玉米已经收完。整整90岁的靳晋教授，只穿着衬衫、短裤，在他位于农大科学园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新京报的记者。“我怕热，不怕冷”，这位1949年进入中国农业大学（当时名为北京农业大学）学习，后来留校，在农大干了一辈子的前副校长说。
靳晋经历了新中国整个农业教育的发展历程，“我在农大70年了，不曾离开，在北京70年了，但期间跟很多大师去过全国很多地方，亲眼看到了中国农业的成长和发展。”
老先生当然见证了太多重要时刻，70年前的10月1日，作为年轻的农业学人，靳晋和他的同学们就在开国大典的游行队伍里，而8位和农业相关的大师级学者，彼时就在天安门城楼之上。新中国，从建立伊始，就对农业表现出最高的重视与扶持。
中国农业大学校门。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三校合并 大师云集
1949年北平解放时，有三所大学设有农学院，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和刚刚迁到北京的华北大学农学院。
1949年6月，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领导和管理高等教育的政府机构——“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当年9月10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宣布，将三所农学院合并建立农业大学。仅仅一个半月，就完成了三院合并搬迁的工作。1950年，正式命名为北京农业大学（1995年更名为中国农业大学）。
那个时候，靳晋从清华农学院搬到罗道庄的北京大学农学院，那里暂时作为北京农业大学的驻地。
靳晋教授讲述70年来的农大故事。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就在不久前，他刚刚在上海参加高考，考入清华农学院。在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宣布三院合一时，靳晋还在上海的家里。
几天后，靳晋和700位新考入北大、清华、南开的学生，一同登上津浦路通车后的第一列火车，铁路还没有完全修复，一路走走停停，走了两天才到前门火车站。“接新生的车，车厢是木头框子做的，还要烧木炭，必须用摇把快速地摇才能发动，路上还停了好几次，司机下车呼呼地摇”。
进入清华农学院没多久，三院合并就开始了，靳晋又从清华大学搬到罗道庄，那时的罗道庄，基础设施也不完备，秋季多雨，很多学生是踩着泥泞报道的。
即便如此，新生们也非常兴奋，因为这个新生的农业大学，汇集了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农业科学家。
“当时北大农学院是全国农学之冠，有10个系，其中土壤肥料学系和兽医学系更是国内仅有。清华农学院有4个系，但有汤佩松等一批农业学科中顶尖的学者。三院合并后，新的农业大学大师云集，1956年第一次教授评级时，农业大学有10个一级教授，仅次于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档案馆的刘建平教授告诉新京报记者。
开国大典上的农业学人们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天安门举行，“时间开始了”，历史打开了新的纪元。就在那一天，在天安门前见证这一刻的人群中，有一群农业学人，其中，有新中国第一批农业科学和教育的奠基者，也有刚刚进入农业大学、尚未开始学习的年轻学子们。70年前那激动人心的场景，让他们终身铭记。
8位和农业相关的学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北京农业大学第一任校委会委员乐天宇、教务长沈其益，时任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的林学家梁希，时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的昆虫学家蔡邦华，于1951年首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的孙晓村，于1960年担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的陈漫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曾担任过北京农业专科学校、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的章士钊，毕业于北京农业专科学校的胡子昂。
沈其益后来回忆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盛典，聆听毛主席讲话并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目睹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心情万分激动和无上光荣。”
更多的农业学子，则组成队伍，参加开国大典。此时，三校合并的决议已经宣布，但尚未开始，三校学生仍在各自的学院中，但参加开国大典时，三校师生共同组织队伍，统一指挥。
靳晋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况，“我是在清华大学时参加开国大典的，一早我们就到前门一个小院子里集合，有一个专门放衣服的地方，我们在那里换上统一的服装。下午3点的时候正式开始，那时候还没有天安门广场，只有天安门，天安门前面就是前门了，我们就在前门附近的一个院子里参加的开国大典。我们大声呼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用带着些湖南口音的腔调冲大家回应‘同志们万岁！’这些场景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和戴芳澜先生握手合影，1955年。受访者供图
同样1949年入学的张湘琴是从罗道庄的北京大学农学院出发的，天还没亮，她和同学们就出发了，“我们步行去游行候场的地方，大家都准备了路上的干粮，还有防备晚上天冷的厚衣服，周围的路上也有一些临时搭建的厕所，为游行队伍应急。那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么重大的活动，大家也都没有经验，经常找不到带队的人。就算这样，同学们也都充满了热情，人人都盼望着参加这样一个盛大而重要的仪式。”
华侨家庭出身的大一新生黄辉白也是游行队伍中的一员，在1949年到北京，成为他一生最重要的决定，“每当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时，令我备感幸福的是，在我的名字后面能加注‘中国’二字”。
留下来，为了新中国的农业
中国农业大学档案馆二层的展馆里，有一个专区，展示着中国第一代植物病理学家、农业微生物学家俞大绂的生平事迹，那是2011年俞大绂110周年诞辰时设立的，至今仍未撤去。
俞大绂出生于民国望族，1924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在金陵大学，他主攻农学，兼修化学。1928年，27岁的他赴美留学，于1932年获得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成为美国植物病理学会会员，同年回国。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他受命重建北大农学院并担任院长。
三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后，中国农业学科迅速成型，俞大绂居功甚伟。原北京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王步峥曾写道，俞大绂在北大农学院建了10个系，“不仅北大其他学院没有，全国也绝无仅有，历史证明，这为新中国成立后新农大科系的体制奠定了基础”。
俞大绂先生近90岁高龄时仍在著书立说。受访者供图
北平解放前夕，诸多学者跟随国民党去了南京，但当时已是国民党时期中研院院士的俞大绂选择留下来，事实上，他不仅自己选择留下，还在最艰难的时刻，为保护校产挺身而出。
1948年岁末，北平城外炮声隆隆，解放的曙光在即，国民党教育部派人鼓动各高校教授离开北平，但俞大绂不愿意走，“不能扔下学校，我们不愿意走”。后来，南京政府又派专机接他去南京，俞大绂再次拒绝。此时，英国、美国也有研究机构聘请他出国工作，也均被拒绝。
1949年三院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时，俞大绂被任命为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受命组建中国第一所全国性的农业大学。和他一样，同样选择留下的还有戴芳澜、汤佩松、应廉耕等农学大师，他们之中，戴芳澜和汤佩松和俞大绂一样，都是中研院院士。
赶回来，建立祖国的农业科学
留在国内的学者们在行动，漂泊海外的学子们，也踏上了归国之路。
时任联合国粮食组织畜牧专员畜牧专家的汤逸人，当时正在美国工作。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之后，汤逸人毅然离开美国，携家眷回国，参与了北京农业大学的筹建，并担任畜牧系主任。
汤逸人教授生病期间还在写作，1974年。受访者供图
汤逸人是浙江杭州人，1937年赴英国留学，1947年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畜牧专员，赴美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汤逸人对他的夫人说，“海外孤儿的生活应当结束了，咱们回祖国去吧”。
回国后，汤逸人走遍大漠边关、塞外戈壁，在新疆、内蒙古、青海、宁夏等牧区进行绵羊改良和育种工作，甚至在晚年，得了骨髓癌卧病在床时，仍没有停止工作，他填补了中国细羊毛品种的空白，并一手建立了中国自己的家畜生态学。
“社稷久经战火，农民首当其冲，我们学农的，应该马上回国，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广大农民雪中送炭”，这是农机专家曾德超回国的理由，他比汤逸人早回国一年。
1948年，联合国战后救济总署提供了一批购置设备的资金，准备在湖南邵阳设立乡村工业示范点，曾德超听闻，放弃了已经通过的博士考试，回国到乡村工业示范点工作，主持农机的研制、开发和推广。
和他们做出一样的选择的，还有很多人，比如动物繁殖学家安民，1948年，在英国学习动物繁殖的安民，决定带着最新的技术回国，在回国途中，他还转道美国，宣传国内进步运动。1949年回国后，在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任教，并首开中国“家畜繁殖学”。
一个大国的农业科学
1950年，时任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系教授的戴芳澜，给美国学习的学生相望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必须认清此次变革并非如辛亥革命——表面变革，而系中国数千年来一次大变革……这变革我认为系致国家于富强及走向世界大同的正确途径……”
富国必先强农，这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
和戴芳澜一样，那一代的许多学人，他们曾亲历过旧中国农业的落后境况，也曾留学海外接触最新的农业科技，但最终，他们都选择回归故土。
于1950年担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的植物生理学家、植物化学家汤佩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要回到中国去。我的成长教育，是由四万万国民的血汗哺育出来的”。汤佩松年少时曾在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学校读书，他所说的“四万万国民的血汗”即庚子赔款。早在1948年解放前夕，汤佩松拒绝去南京时，就曾说过同样的话，“清华是全中国国民血汗建成的，现在到了把它还给国民手里的时候了”。
梅贻琦校长来到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指导工作并合影、中为梅贻琦校长、后排右三为戴芳澜。受访者供图
中国的现代农学，发源于1910年代，但一直都没有一所完全的农业大学，甚至连最基础的农业资源，也都任由外人攫取，戴芳澜在1932年曾专门写了《外人在华采集真菌考》一文，揭露外国学者和传教士在中国各地肆意采集标本、随意带出国门的问题，他指出，就连这些产自国内的菌物的学名，也都是外国人定的。
戴芳澜希望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农学，这一期望，其实也正是新中国第一代农业学人们所做的。在1939年，戴芳澜就已经发表了9篇《中国真菌杂录》，后来又著成《中国真菌汇总》，成为中国菌物学的奠基之作。植物病理学家俞大绂则建立了“植物病理学”“植物检疫”等学科。植物病理学家沈其益更一手筹办了农业气象专业、农业科学研究部……
一个大国的农业科学，在他们的手里诞生并逐步成长起来。
当年的学子，已成参天大树
沈其益是在革命中成长的科学家，1949年，靳晋从清华农学院转到新成立的北京农业大学时，接触最多的就是沈其益。
1956年，北京农业大学决定从罗道庄迁出，沈其益作为副校长，具体主持选址事宜，那时候靳晋已经毕业留校，他跟着沈其益，走遍了北京的东、西、北郊，“罗道庄地方太小了，而农大需要自己的实验田、试验站，当时在北京四个方向走找遍了，南郊没选，地势太低了。西郊选的是西郊农场，但因为调配问题放弃了。东边选的是现在农展馆的位置，但那里那时候是个大坑，没有填坑的经费，也放弃了。北边最初选择的是韩家川村西边，最后才改到马连洼”。
农大建校，校区并不大，2000亩的试验站和万亩农田才是重头，靳晋当时负责试验站的建设，“当时没有地方睡，晚上和建校区的人一起住，几乎没怎么回过家”，他说。
沈其益在棉花丰收田。受访者供图
靳晋后来历任科研部部长、农业大学副校长等，更多从事管理工作。而和同时代入校的戴景瑞与石元春，则一直从事科研工作。
戴景瑞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后留校任教，并一直从事科研工作，育成玉米杂交种10多个，累计推广一亿多亩，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石元春，1953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长期从事土壤地理和盐渍土发生与改良工作，是曲周盐碱地治理的代表性人物，1991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还有许许多多的农业学人，70年前，他们都还是青葱少年，跟着前辈大师们学习、研究，70年后，他们已经是中国现代农业的参天大树，他们的树荫下，还有一代又一代新的学人，延续着他们的道路，继续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事业努力。
【亲历者说】
跟着大师们学习
陆漱韵（中国农业大学退休教授，甘薯育种专家）
陆淑韵（左二）在家中，2019年夏。受访者供图
1949年4月下旬，我人生中重大的转折发生了，我报考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和北京大学。结果很快就被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录取。不久之后又得到通知，北大农学院也录取了我。
9月25日，由“北大”“清华”“南开”联合招生办的学生会组织我们农学院新生共13人，成立了“北上团”。当火车行驶到安徽省明光车站时，突然遇到国民党飞机前来空袭，火车只能停下来。同学们走下车厢，不知谁提议，在站台上照张集体像，这张像我现在还留着。
1950年学校施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教学改革，让全校一年级同学去卢沟桥农场进行一个生长季节(4-10月)的实习。因为农艺系是四大生产系之一，学生人数多，除一班外，把我们一部分同学分到四班与农化系的同学编在一起。
在卢沟桥学习，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生长季节开始前，要做整地、捡石头等准备工作。吃饭时席地而坐，吃的是窝窝头、馒头、小米稀饭和咸菜。当时没有教室，就在广场，老师在上面讲授，学生坐在马扎上听课和记录。
我记得沈其益、俞大绂、黄瑞伦等老先生来讲课的情景。他们讲课中夹杂用一些英文，这是当年大学教授的一种风尚。
在农耕时期，每个班除了要观察一个植物以外，还得观察别的，观察芝麻怎么长出来，芝麻怎么开花，怎么结果。还有小麦，小麦种子收获以前，就要去田里看，是不是纯，有没有杂的，有杂的就要去掉，这叫去杂去劣。这是小麦育种里面必须做的，保纯。
1953年夏，毕业前夕，人事处通知，我被留校做助教，分配到农学系遗传教研组任教。当时系主任蔡旭教授根据教学科研需要，安排我的工作。比如米景九先生讲授达尔文主义课程，我要根据米先生讲解内容，配合翻图，当时戏称“拉洋片”。
我去过昌平农场带一年级同学的教学实习，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任职的苏联专家谢坤到北京农大指导科学研究，主要是小麦的氮钾方面的肥料试验，也做了一些甘薯叶面喷肥试验。蔡旭教授安排我参加他们的研究。
小麦肥料试验中有21种组合，加上两个对照，共23个样本，在生长发育期间，定时取样，分别测定叶绿素含量作为分析试验结果之用，这就是我要做的工作。
另外我还做了甘薯叶面喷肥试验，我还有幸跟随研究生们聆听了著名教授戴芳澜先生的真菌课，丰富了我的植保知识，扩展了思维领域。在我以后的工作中，这些都成了宝贵的财富。
【这片土地 我想对你说……】
新京报：七十年来中国三农的最大变化和进步是什么？
靳晋：第一，农民组织形式的变化，则在根本上解放了生产力，使中国农业的崛起和腾飞，有了最重要的基础。第二，科学的进步，改变了生产方式，从粮食增产到科学养殖，从无土栽培到智慧农业，科学带来的变化是天翻地覆的，不仅满足了中国人的食物需求，还让中国人吃得更好。以前人们只要吃饱就好，现在则追求健康膳食，没有科学，我们不会有这样的进步，也没有那么多选择。
新京报：对这片土地，您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靳晋：天覆地载，人在其中。脸朝土地背朝天的农民，是我们这个世界上顶天立地的人。每一个人都不该忘记，人类不能脱离土地，土地是人类生命的源泉，唯有在土地上，我们才能获得生存的资源、健康的资本。农村是我们美丽的家园，记住乡愁，就是记住我们的根。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