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网站 ENGLISH

院士高考回忆录丨汪懋华:70年前,奔走两天去“赶考”

新京报客户端 2021年06月07日 报道 浏览次数:

  70年前的1951年,18岁的汪懋华,从广东省梅州专区兴宁县集体出发到广州参加全国高考招生统考,40多个同学一路同行,先坐车,后坐船,300多公里的路,他们走了两天。从此之后,他走出广东,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70年后,已经89岁的汪懋华,还想再去参加一次中学的校庆,那个当年他走出的母校,已经115周岁了。

  

  6月7日,89岁的汪懋华回忆高考故事。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走了两天去赶考

  新京报:你是哪一年参加高考的?当年你读书的中学是什么样的?

  汪懋华:我出生于广东梅州的兴宁县城镇,在兴宁县第一中学读书至高中毕业,那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新式中学,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在高二读书的时候,我被选为兴宁一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唯一的学生委员。1951年7月,我高三毕业,参加了高考。当时整个广东省只有一个高考统考城市,在广州。我们兴宁县学联组织我们集体去广州参加高考,因为我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学生委员,所以指定我组织40多位学生一起出发。

  新京报:从梅州到广州,当时是怎么去的?

  汪懋华:从梅州到广州,距离大概有375公里,但当时没有直通车,我们40多个人雇了两辆没有车篷的卡车,坐了12公里,到了东江边的老隆县,又雇了一艘船,沿东江一直到广州长堤上岸。船不是机动的,靠人力撑桨,夜里也不休息,走了一天半,加上之前的坐车时间,一共用了两天多。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到的广州?

  汪懋华:7月下旬,比高考的时间早几天,因为报名也在广州,去了以后要先报名,分配考场,之后才能参加高考。

  新京报:到广州以后直接到考场吗?

  汪懋华:要先住宿。那时候我们都很穷,住不起旅馆。所以在出发之前,我们就想办法联系上了省学联,省学联答应为我们解决住的地方,还答应在码头接我们。结果我们到码头之后,没找到接我们的车,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到广州的具体时间,也在等我们到达广州的消息。我们给他们打了电话,很快就来车了,省学联把我们40多个学生安排到中山大学第四附属中学的图书馆里住。那个图书馆是一栋两层大厅的老楼,学校把一楼大厅的书全都搬到二层,腾出一层给我们住。我们自己都背着席子,40多个男女同学靠墙铺好席子,挂起蚊帐就住下了,吃饭则是找了一个兴宁老乡在广州开的饭馆,他管我们一日三餐,一个月9块钱,这个价格挺便宜,算是照顾家乡的学子了,只是离住的地方比较远,走路要半个小时左右才能到。就这样,从报名、考试,等放榜,我们在那里一直住了1个多月。

  出门了就没有回头路

  新京报:住那么久,是因为回家不方便?

  汪懋华:从家里到广州不容易,回去更不容易,不可能考完后回家,放榜的时候再来一趟,各种条件都不允许。事实上,我从家里出来考大学,连回家的钱都没有的,我上大学后第一次回兴宁老家是在1957年,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所以我一直都知道,自己只有努力学习才能改变命运,没有回头路可走。

  新京报:当年的高考都考哪些课程?

  汪懋华:就考4门课程,语文、算术、政治、物理,每一门满分100分,我大约记得,我考得还不错,在当时一起去考试的同学中,我的成绩应该在前列。

  新京报:当时你的同学中,考上大学的人多吗?

  汪懋华:基本上都考上了不同类型的高校。我初中时曾同课桌的王佛松,考入了武汉大学,毕业后也被选去前苏联攻读研究生学位,后来回国到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后调入北京中国科学院担任副院长。

  

  当年从梅州兴宁县到广州参加高考的部分同学,前排左二是汪懋华。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能讲讲当初报志愿的故事吗?

  汪懋华:当时报志愿的时候,有三个招生方向,分别是南方大学和中原大学,还有一个是全国统一招生。放榜也是先后三次,南方大学最早,中原大学其次,统一招生放榜最晚。我们当时都在广州等待放榜。第一次放榜的是南方大学,大部分同学都被录取了。那个时候,一旦入学,就不用担心生活问题,吃住都是学校包,对我们这些贫家的学子很有吸引力,最终大约有10多个同学去报到了。剩下的其他同学有的不想去,有的想多个选择,还在等。第二次放榜的是中原大学,又有多个同学被录取去报到了。这两次发榜,都有我的名字,但我一直在等,我当时对自己的成绩挺有信心,而且我想去北京读大学,所以一直等到第三次放榜。

  新京报:当时你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是你最想去的学校吗?

  汪懋华:在去广州考大学之前,我们中学的团委书记找我谈话,问我考大学想报什么专业志愿,我说想报机械工程专业,因为我的算术、物理都学得很好。但团委书记跟我说,我个子矮,当时还没车床高,去了学校,要操作车床,怕是很费劲。所以他劝我换个专业。当时我就想,不报机械工程专业,报什么呢?忽然想起曾经看过的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里面有联合收割机在大农场收获作物的场景,场面非常壮观,我就想着,我也学这个,以后把中国的农业也变成这样,所以就报了北京农业大学的农业机械化专业。

  北上之路,火车也要坐渡轮

  新京报:出门后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你是怎样到北京上学的呢?学校承担路费吗?

  汪懋华:路费要自己出。录取以后,要去北京,没有路费,就跟家里说,但家里也很困难。我家里四口人,我和妹妹、母亲,还有一个半瘫痪的奶奶,全靠我母亲做手工养活,没有能力提供路费,是我的堂兄弟们,你10块他5块的,给我凑了30块钱路费,才买了火车票去北京上大学。

  新京报:到北京用了多长时间?

  汪懋华:两天。当时还没有长江大桥,火车走到武昌,整辆车开到船上去,船拉着火车开到汉口再上岸,接着往北开,整整两天,才到了北京。

  新京报:大学里的情况,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汪懋华:不一样。我是9月3号到达北京农业大学入学的,当时北京农业大学在公主坟以西的罗道庄。报到之前,我想着,到了大学,一定能看到很多拖拉机、大型的联合收割机。但实际上,整个校区只有一辆福特小型拖拉机,也没有车间、车床。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的上两届学长,也就是1949年和1950年考入北京农业大学农业机械化系的,一共29人,都在东郊的一个名叫“华北农业机械总厂”的地方上课,那里有一些苏联来的拖拉机,总厂里的技术人员给他们讲课。

  新京报:作为南方人,初到北京有什么感触?

  汪懋华:从广东到北京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小包、一个小箱子,几乎没什么行李。入学以后,很快天气就转冷了,但我没有棉衣、棉被,也没有毛衣。事实上,我拥有第一件毛衣,是工作以后的事情了。冷了以后怎么办呢?买新的不现实,没有钱,当时一位北京同学,带我到宣武门附近一处卖旧衣物的地摊,在那里花了10块钱,买了旧棉被、旧棉袄,那个棉被实在太旧了,买回来半个月,就被我蹬碎了,那也得盖啊。

  新京报:70年后,再回忆当初的高考,有什么感触?

  汪懋华:中学是打文化和科学知识基础的时候,大学则是选择人生专业发展方向的阶段。中间的高考,是人生中很重要的转折点之一,要脚踏实地、淡泊名利、勤奋求实、开拓进取。这是我的座右铭,也送给所有的学子。

  人物简介:

  汪懋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教授。1932年11月11日出生于广东省梅州专区兴宁县。1951年夏天集体到广州市参加高考,考入原北京农业大学农业机械化系本科。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影 王颖

新京报客户端2021年6月7日

责任编辑:刘铮
分享到:
标签:
Produced By 大汉网络 大汉版通发布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