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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蔡旭:守望麦田,把生命交给土地

何志勇 2018年10月15日 报道 浏览次数:

2018714日,宁静的中国农业大学校园里,蔡旭铜像前人头攒动——参加蔡旭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启动仪式的代表们,向蔡旭铜像敬献花篮,缅怀老先生的“小麦人生”,追忆他的伟大精神和科学品格。

“老科学家学术资料采集工程”是经国家科教领导小组批准,由中国科协牵头联合11家部委共同开展的一项国家工程。蔡旭院士的弟子、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孙其信在启动仪式上深情回忆说:“蔡旭老师为小麦育种事业留下了丰厚财产,其中在20世纪40年代留学归国前广泛搜集小麦品种资源,为新中国小麦育种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最近小麦基因测序研究表明,这一奠基性工作和带头践行的‘开放育种’,对今天的小麦育种仍有深远影响和极大贡献。”

“大学作为社会组织能够经久不衰,在于大学精神的不断传承发扬。中国农业大学建校113年,究竟是什么精神支撑学校发展到今天并走向未来?”这一天,孙其信又在思索着这个问题,并期待为之找寻答案:“这些精神蕴含在大师或一代代前辈留下的浩瀚文献中、走过的人生轨迹中。”

“蔡旭老师一生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经历了那么多坎坷磨难,但他一如既往对待工作,把全部心血投入到育种和育人事业,对国家和人民始终忠诚不渝。”站在蔡旭铜像旁,大家又一次被众多先贤大师以岁月铸就的“农大精神”所感染,也对孙其信的殷殷期待产生了共鸣:“前辈大师留给后人的不仅是有形的财产,更可贵的是精神财富”,“要让这种精神成为学校留给社会、今天留给后人最有价值的贡献之一。”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在中国农大有一大批爱国奋斗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既是深受农大人尊敬和爱戴的榜样,也是我们建功立业新时代的楷模。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近蔡旭院士的“小麦人生”,感受他的家国情怀和奉献精神,从中汲取力量,爱国敬业,争当新时代的奋斗者!

蔡旭(1911—1985),小麦栽培及遗传育种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小麦杂交育种的开拓者和新中国小麦育种工作的奠基人之一。 

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

1911512日(农历四月十四),蔡旭出生在江苏省武进县后塘桥蔡家村。

武进是吴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历史上曾出过9名状元、1500多名进士,为全国县级数量之最。蔡旭的父亲是清末秀才,为人厚道,曾任当地小学、中学校长。母亲操持家务教养子女,还要养猪、养蚕和种田。蔡旭童年常常随母亲下田玩耍,沐浴大自然的阳光雨露和泥土芳香。在母亲辛勤劳动的旋律下成长,他深深体会到衣食来之不易,在幼小心灵中播下了立志农业的根苗。尤其在母亲认真、艰苦朴素美德的感染下,蔡旭自幼养成了正直淳朴、坚毅进取的性格。

1930年在江苏无锡中学毕业后,蔡旭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先学蚕桑,后转入农学系。蔡旭的青年岁月,正处于我国国难深重的年代。在一次次参加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中,他更加深切理解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含义,越发意识到自己肩头保卫国家、科学救国的沉重责任。

1934年,蔡旭毕业留校任助教,从此踏上了为农业献身的征程。那时,蔡旭住在农事试验场,半天在校教学,半天在农场从事小麦研究工作。他在40多亩地上种植了国内外小麦品种数千份,开展上万个穗行和整套纯系育种试验。在老一辈植物遗传育种学家金善宝教授指导下,蔡旭选育和推广了“中大13-215”等品种,这是我国最早一批推广的小麦良种。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冬天,南京中央大学被迫内迁大西南。蔡旭背着刚刚收获的小麦良种,乘船溯江而上到达重庆。沙坪坝小镇上一间堆柴小屋,成了他的栖身之所。不惧敌机的时时侵扰,也无暇顾及生活艰难,资料匮乏,蔡旭和同事们立即着手把费尽周折带来的麦种播种在一块山坡地上。

谁也想不到,在这片敌机轰炸下的战争创伤之地上,蔡旭和同事们培育出“南大2419”小麦良种,很快在一些地区推广。新中国成立后,“南大2419”迅速推广到长江中下游、黄淮平原以至西北高原,直至20世纪80年代仍有种植。“南大2419”成为我国小麦种植史上推广面积最大、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的一个良种,也是我国大面积推广的第一个抗条锈病品种。

1939年冬天,蔡旭陪同金善宝教授沿嘉陵江、涪江北上,后经江油、干武前往川西北进行农业生产的实地考察。他们沿途调查农作物分布、品种情况和栽培技术,收集地方品种资源。未曾想,他们认真细致的工作竟招到国民党政府的猜疑。一天刚出江油城,他们突然被十几个武装人员拦截,冠以“通匪”罪名进行搜查。软禁三天后,经中央大学出面保释才得以脱险。

常年在外奔波,这样的风险在蔡旭眼中成了习以为常的小插曲,吸引他驻足的只有成都平原一片沃野上的无边麦浪。更让他欣喜的是,这里有当时规模最大、条件最好的农业研究单位——四川农业改进所。不久,蔡旭就请调来到川农所工作。在这里,蔡旭推广了“南大2419”小麦良种,还筛选了“矮粒多”“中农28”“川福麦”等品种,主编了《四川小麦之调查试验与研究》一书,文中提供的试验结果和作者的论点基本上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小麦生态区划的基础。

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蔡旭于1945年春天踏上赴美的路程,他渴望把国外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学到手,用于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他先后在康奈尔大学、明尼苏达大学深造,并到堪萨斯州立大学等院校考察、访问。他热爱育种事业,学习目的明确,更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也收获丰硕。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比较深入地了解到美国一些大学在小麦育种上的思路与实践经验,并逐步形成了回国后开展小麦育种工作的战略构思——以高产、抗病、稳产、优质为主要育种目标。

与此同时,他还奔波于华盛顿州、堪萨斯州等美国几个产麦区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每到一处尽量收集各种农业资料和小麦品种资源。

青少年时代的蔡旭 

 为祖国贡献力量的时候到了 

1946年夏天,一艘远洋货轮在浩瀚的太平洋上向亚洲大陆行驶着。甲板上,蔡旭凝望着远方,他心潮起伏,恨不得一下子飞回祖国。不久前,当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时,蔡旭欣喜若狂,立即决定返回祖国:“为祖国贡献力量的时候到了!”

飘洋过海,万里归来,蔡旭随身带着三只皮箱。回到家中,三个箱子只剩两个:一个装着衣物生活用品的箱子早已不知所踪,蔡旭的脑子里只想着看护好另两个箱子——这里装着他在美国辛苦收集的小麦品种资源。这两箱小麦品种资源竟多达3000余份,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为新中国小麦育种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匆匆归国,蔡旭面临着多处盛情的职业邀请,经过认真的思考他选择了北上。因为华北地区是我国主要麦区,在这里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开展小麦育种研究,为抗战胜利后的国家做出更多贡献。

就这样,蔡旭在著名植物病理学家俞大绂的邀请下,来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那时,学校刚刚迁到罗道庄,一切从头开始。蔡旭率领师生们每天自备干粮,早出晚归,骑车赶到卢沟桥农场播种小麦育种材料。劳累之余,每当别人已经休息了,他还在研究杂交、播种中出现的问题。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这一年,周恩来总理接见了蔡旭,他后来幸福地回忆这段往事说:“周总理亲切地和我握手,他阐明了党的统战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勉励科学家们努力工作,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新中国。这激动的场面深深地感动了我,点燃了我心中的希望。”从此他更坚定地下了决心要把自己毕生的精力,贡献给我国的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教育事业。

1956年,蔡旭参加制订了全国长远科学技术规划,并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关注农业生产,关心国家经济建设,坚信科学技术必须为生产建设服务,也一定能够为生产建设服务。

20世纪50年代初,蔡旭参加了王震领导的东北工作团,赴哈尔滨、佳木斯、密山等地指导农垦开发建设。通过调查研究,他和其他专家们从生产技术方面对军队屯垦提出了很多建议。

1959年,蔡旭担任新成立的北京市作物学会理事长,并兼任小麦技术专业组组长,除交流学术问题外,他把很大精力投入到促京郊小麦高产上。他提出通过在队、社、区、县层层建立高产样板田和试验田,通过样板田和试验田带动了大面积生产。每年小麦生育期需要栽培管理的关键时刻,蔡旭都带队深入田间地头,解决问题、指导生产。

1963年,蔡旭发起并组建了北京市小麦科学技术顾问团,担负起北京市百万亩小麦增产的攻关任务。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文革”中曾一度中断),蔡旭始终如一地深入京郊农村,开展小麦增产技术咨询活动。1963年,京郊小麦亩产50多公斤,到70年代末上升到400公斤。

1965年,蔡旭在欧洲访问

育种工作是为人民造福的事业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逐步进入恢复时期。1950年,农业战线丰收在望,一种小麦条锈病(黄瘟病)却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流行,麦田严重感染,呈现一片黄锈色,未老先衰;而在蔡旭的小麦试验田里,却是青枝绿叶,“一尘”不染。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小麦条锈病防治工作,确定成立全国小麦条锈病防治委员会,点名蔡旭参加这项工作。

重任在肩,经过深思熟虑,蔡旭提出防治锈病最有效的措施、最经济的方法,就是培育优良抗锈品种。在他的积极推荐下,北京农业大学培育的抗锈品种“农大1号”(早洋麦)、“农大3号”(钱交麦)等先后在京郊、冀中、晋中南和渭北高原种植,成为北部冬小麦区推广的第一批抗锈丰产良种。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经杂交育成的“农大183”“农大36号”等“农字号”小麦良种在北部冬麦区大面积推广,有效控制了北部冬麦区条锈病的流行。

此后,蔡旭又进一步提出:必须让全国各地农业科研机构协同作战、密切配合,使优良品种合理布局。他身体力行,将上千份原始材料及品种毫无保留地分成15份,送给15个省、市小麦产地的农业科学工作者,指导和帮助他们开展研究。

“育种工作是为人民造福的事业”,蔡旭把事业放在首位,他主张“开放育种,育种材料不应该保密,更不应据为己有,应该加强各科研单位间的合作,以避免工作的重复和人力、物力的浪费。”他把小麦杂交第三代中最好的材料全部分出一套给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该所从中选育出“华北187”小麦品种,在生产上应用推广。随后他又把自己培育的另一些杂交第三代种子分别送给北京、山西、河北等地的农业科研单位、共同选育。

在蔡旭的积极推动下,“北京5号”“北京6号”“石家庄407号”“太原116号”等优良品种陆续被培育出来,为防治小麦条锈病起到积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推广的第二、三轮冬小麦品种中,约有数百个品种,其亲本均有“农字号”的血统。

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蔡旭主持育成了四批20多个小麦品种,其中“东方红123号”“农大139”等四个品种在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河北省科学大会奖。到1983年,北京市实现了小麦品种的第五次更新换代,其中第二、三、四次的换代品种都是他主持培育的。

杂交小麦优势利用研究,一直是国际农业重大科研攻关项目。我国小麦杂交优势的研究始于1965年,蔡旭是我国小麦雄性不育杂优利用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文革”期间,科研工作陷入低潮,一些科研机构的相关研究纷纷下马,他认为从国家角度全面考虑,这一工作不能轻易放弃,越是在困难的时候就越需要有人坚持下来。

按照蔡旭“协作攻关,开放育种”的技术路线,在他的呼吁、倡导下,我国分别于1972年和1982年两次组织全国协作攻关,使小麦杂交优势研究取得新进展,并培养、发展、壮大了杂种小麦研究队伍,为后来取得重大进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20世纪60年代,蔡旭在试验田观察小麦(左图);与劳动英模交谈(右图)

科学家尊重的只能是科学

“我恪守作为一个科学家要正直,要坚持科学态度和求是的信条。”蔡旭这样说,也这样做,他坚持真理,维护科学,能仗义执言,敢于向权威挑战。

1958年,“大跃进”中大刮浮夸风盛行,一时间小麦亩产几千斤、几万斤的“喜讯”满天飞。于是,有人嘲讽说,农业大学不要办了,农业科学也没有用了,教授不如老农民。蔡旭到“高产”的河南荥阳和固城进行了实地考察后,认为产量没有报道的那么高。回京后,蔡旭前往卢沟桥农场小麦丰产田,亲自测算其产量有900多斤,他说:“千斤田、丰产田还是在我们学校。”

为反对粮食生产上的浮夸风,蔡旭曾多次受到批判,但他从不气馁。19588月,北京农业大学全校师生下放到各地农村,劳动锻炼,改造思想。蔡旭下放到河南遂平期间,当地正在要求学习讨论一个“小学毕业经过理论联系实际,三年就可赶上大学水平”的“红专”典型。蔡旭认真地查看报纸,在会上有理有据地分析、批判了这个提法:“这样的‘红专’,不管他是谁树的典型,只能是个普及技术的学校,不可能达到大学水平。”这样的举动,在那个年代需要极大的勇气,但他态度鲜明地说:“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我是一定要讲的。”

当时,在中央任要职的陈伯达找蔡旭谈了两次话,点名要求他与“劳模”比赛、“放卫星”。蔡旭坚决拒绝了这一指令,他对年轻的同事说:“我不管他陈伯达是谁,这个战我是没法挑的,因为我怎么算也不可能让一亩地拿出几万斤小麦来。”此举,却使他成为“拔白旗”的对象,受到了批判。一直到“文革”中,他都为这件事在精神上受到巨大的压力,心理上受到严重摧残。

“我知道科学的东西不能虚假,虚假的东西永远不会成为真理和科学,不实事求是,不讲科学怎么能行?”若干年后,蔡旭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日子,他说:“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科学工作者尊重的只能是科学!”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体现在蔡旭的教育理念中。在他主持制订的新中国农业院校农学系第一个教学计中,强调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十分注重对学生的全面培养,在专业上不仅给予严格的基础训练,还要求深入生产实际,增强生产观点和劳动观点。他反对只要求读书而不进行生产劳动教育,也反对单纯参加劳动而不注意理论学习。

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蔡旭就开始招收研究生,在指导论文选题和课程设置上也充分体现了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1981年,国务院批准他为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导师,为培养造就我国新一代高级农业研究人才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

在学生眼中,蔡旭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即便是审阅他人的论文,有些数据还会亲自计算核实;写文章字字推敲,他力求做到准确可靠,分寸适宜;在指导生产和选育品种工作中,他要经过周密的观察思考才会谨慎地提出建议、做出决断。

后来成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的孙其信,对自己研究生期间的第一位导师蔡旭的言传身教记忆犹新。那是1982年的春天,蔡旭与刚刚入学的孙其信谈话时,对他说:“你现在是研究生,但你应该把自己看成是研究课题组的成员,是研究室的主人。你要发挥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要多思考,敢于提出问题共同探讨。”从此,孙其信在学习规定的基础课程的同时,还在导师的带领下直接参加了国家“六五”“七五”攻关项目——“小麦杂种优势利用研究”的工作。后来,他在导师的鼓励和支持下开创了“电子计算机在遗传育种中应用”的研究。

蔡旭为人和蔼,但在科研工作上却要求严格,北京农学院教授白普一记得:在北京东北旺试验地,蔡旭不准穿鞋底有棱的皮鞋下地;决选单株和株系,也不准戴变色眼镜。他耐心地告诉大家,在试验地走动,特别是播种期,千万不能把一行内的种子带入另一行;决选材料时,戴上变色眼镜就会看不清病害的反应和熟相。

蔡旭年逾古稀时,仍然到田间弯腰决选植株,他有一根刚好一米长的拐仗,他说这是“一物二用”,既能帮助走路,又能丈量株高。蔡旭的弟子、在一起工作十多年的北京三元农业公司技术员王宏锦,对这根拐仗有一次特殊的记忆:一次生产队给小麦地浇了水,两天后蔡旭去看这块麦田时发现有一片没有浇上水,他用拐仗戳着地发火,连声责问。工作人员马上补浇,蔡旭则用拐仗转着圈指挥,这里跑水了,那里要叠埂。看到小麦地的水浇好了,他才放下心来:“我的脾气不好,大家不要生我的气。”

有谁会生气呢?大家都知道,在蔡旭心中,科学不能有半点差错,更不能有半点虚假。

20世纪80年代,蔡旭在温室观察小麦生长情况

我的一生都是要为人民服务

“在漫长的岁月里,蔡旭挨上的春天不算多……”与蔡旭共同生活了52年,老伴王洁陪伴着他为坚守科学真理而遭遇批判,也见证了他与“病魔和劳累”赛跑,为国家农业建设贡献毕生精力。

“文革”期间,学校外迁陕北,试验田搬不走,科学仪器无法使用,但蔡旭仍然坚持工作。后来,他因得了严重的克山病,只能带病回北京休养。但路经洛川县时,他却停留下来近一个月时间,对那里种植的育种材料作了详细的观察选择。回到北京,一家五口挤在一间小屋中,蔡旭看到屋旁边有半亩荒地,便拉着老伴整理出来,又搞起了小麦育种试验。那时,他是不准“乱说乱动”的人,但离开了小麦育种,他简直无法生活,于是在夜里偷偷去看麦地,被造反派发现后,挨了不少批斗。

这些对于蔡旭而言,并不是最大的劫难。1974年,河北涿县农大试验站遭到哄抢,1000多亩小麦育种试验田被挖毁,全部抗锈育种试验材料和600多份国内外搜集的宝贵材料被铲走。几十年心血的结晶毁于一旦,蔡旭掉下了眼泪。他与同事们一锹一锹,把坑坑洼洼的土地平整好;一棵一棵,把残存的幼苗,从土里扒出来,重新栽到预定的畦里。最终,从这些残余的材料中选育繁殖出了新品种“农大198”。后来,《人民日报》刊发长篇通讯,报道了“农大198”的艰辛选育过程,这个“一批不怕棍棒的人在棍棒之下劫后余生育成的品种”,被誉为“抗棍棒的种子”。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接到参会通知时,68岁的蔡旭兴奋不已:“我要抖擞余年,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宏图大略献全力!”

20世纪80年代初,蔡旭年逾古稀,又患心脏病,行动不便。但他为了节约资金,不要公车接送,坚持每天清晨自带午饭乘坐公共汽车出门,下车拄拐杖步行几十分钟到东北旺小麦试验地工作。有一段时间生病在医院疗养,但他心里却惦记着小麦,常常借故请假脱身,下地看小麦。

1983年,蔡旭不顾年迈体弱,还亲自到河北石家庄、沧州等地去考察杂种小麦。那年农历大年三十晚上,他忘了回家吃团圆饭,坚守在温室给刚栽下的春化小麦苗浇水。1984年至1985年间,他因患心肌梗塞,数次住院抢救。医生告诫他必须长期安心静养,他在给助手的信中写道:“医生说对我这种病还没有灵丹妙药,如果再犯,就没有办法了。但我静不下来,总是挂念着工作。”

1985年夏天,蔡旭又一次住进了医院,发烧谵语“昌平、通县……小麦增产措施……”满脑子都是小麦。这年秋天,他抱病撰写《加强育种良种繁育体系,把种子工作搞活》的报告,这份报告的日期是“1985117日”。1114日,他不顾天气严寒,拖着病重的身体,前去东北旺小麦试验田进行观察,这是他最后一次下地。

19851215日清晨,蔡旭因心肌梗塞突发,抢救无效病逝,终年74岁。前一天晚上,他一直工作到深夜11点多。回到卧室,躺到床上他还没有睡意,怕影响老伴休息,又拿起小手电筒照着查看试验研究资料“记载册”……为了小麦,他一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他心中全是小麦,唯独没有他自己。”蔡旭逝世后,人们震惊而惋惜。

“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蔡旭生前曾说:“我的一生,我的全部工作都是要为人民服务。”

人民也不会忘记蔡旭。他逝世后,人们以塑像的形式表达纪念,也借以景仰他赤忱报国、科学为民的事迹和精神。消息传开,35个单位主动赞助,农大师生、农村干群950多人自发捐资,在中国农业大学树立起校园里第一座人物塑像——蔡旭半身铜像。

他曾说,搞育种离不开土地和农民。今天,他把生命交给土地,依然守望着心中的麦田……

20世纪80年代,蔡旭在病房查看小麦记载册

参考引用资料:

①蔡旭,科学家尊重的只能是科学,科学的道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②张树榛,郎韵芳,知识分子的楷模,当代后稷——中国农业大学名师风采,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4

③北京农业大学农学博士孙其信的成长之路,北京研究生教育(1949-1989),航空工业出版社,1989

④王洁,风雨同舟春雨同沐,常州文史资料(第7辑),1987

⑤吴水清,科学是他心中唯一的念头,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故事,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⑥王宏锦,怀念恩师蔡旭教授,小麦人生——蔡旭纪念文集,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8

⑦白普一,无尽的思念永恒的激励,小麦人生——蔡旭纪念文集,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潘彩清、马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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