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能联产是中国的理性选择”
“粮能联产是中国的理性选择”——专访中国农业大学国家能源非粮生物质原料研发中心副主任谢光辉
作者：于欢 于孟
中国能源报：生物质原料中的“粮”与“非粮”究竟是如何划分的？
谢光辉：由于粮食定义不统一，粮食与非粮的划分界限也不明确。联合国粮农组织对粮食的统计只限于谷物。而在我国，粮食除了谷物，还包括豆子和薯类。为了不干扰国家粮食安全决策，专家呼吁从我国粮食统计口径中剔除豆子和薯类。我国进出口贸易统计中，豆子和薯类已不在粮食之列。
200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布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中，将大豆、油菜及其他油料作物、甘蔗、木本粮油列为非粮食物资源。而在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年）》中，规划的作物为稻谷、小麦、玉米，兼顾大豆，未包括油料、糖料和薯类作物。但在发展生物质能源方面，我国应用了粮食最广义的定义，即粮食等同于所有植物性食品原料（包括饲料粮），不但包括谷物、豆子和薯类，还包括油料和糖料作物，这样非粮的范围就很小了，也就是说，不能吃的东西才是非粮。
中国能源报：生物质能“与人争粮、与粮争地”的观点从何而起？中国目前的应对之策是什么？
谢光辉：这个说法源于以美国为主的玉米乙醇发展，导致2007-2008年粮食危机的偏激观点。当时，由于担心生物质能“与人争粮、与粮争地”，我国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终止了审批粮食生物燃料项目。从此，我国生物质能源的研究和产业一边倒地进入了“非粮”模式。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美国玉米乙醇发展不但没停止，反而继续大幅增加，到2011年达到高峰保持至今，比2008年的燃料乙醇增产约50%。事实证明，美国的决策是正确的，因为国际社会已明确了，玉米乙醇并不是危机形成的主因，而是由经济增长、石油价格上涨、粮食出口国干旱等多种原因互相影响的结果。相反地，尽管危机对中国粮食市场影响较小，而中国兀突、迅速地切换到非粮模式，真是“美国得病，中国吃药”，更冤的是我们吃药还是基于误诊的病因。
目前我们怎么应对呢？很简单，不要再错误地“吃药”了，实行“以粮为纲、粮能联产”战略。我国不存在发展生物质能源“与人争粮、与粮争地”的问题，而是迫切需要“以能救粮、以能救地”。
中国能源报：那么我们国家当前的粮食安全现状如何？
谢光辉：中国的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按照我国计入大豆的统计方法，当前我国粮食自给率要低于90%。但是，如果按照国际可比的谷物概念作为粮食口径，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粮食平均自给率保持在100%以上，2011和2012年分别为99.2%和97.7%。
当前国家粮食库存充裕，库存消费比大于35%，大大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粮食安全警戒线17%-18%。依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2010年中国粮食安全风险指数排名为第96位，属于“中等风险”国家。但由于资源与人口的矛盾，我国粮食供需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保障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到2029年我国人口预计将达到峰值，此后将进入负增长时代，但因人口基数大，粮食安全的问题将会继续持续较长时间。总结一下，也就是说，当下我们的粮食够吃了，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随时会有粮食不够吃的危险。
中国能源报：中国是粮食生产大国，同时却也是粮食进口大国，在此背景下，以粮食为原料发展生物质能的逻辑基础是什么？
谢光辉：现在，大豆进口量约占我国大豆消费总量的3/4，玉米的进口量也正处于迅速增长中。仅大豆进口，就相当于每年进口耕地0.3亿公顷，是我国耕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这看上去挺吓人，其实并不可怕，符合经济学的比较利益理论。我们还出口了大量肉食类商品，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总是向前发展的。
那么什么可怕呢？可怕的就是我们不断增加进口粮食，导致国家粮食生产能力不断下降。现在国外市场上大多数粮食品种比国内便宜，进口粮食越来越多，国内粮食生产就相对过剩了。尽管政府不断出台惠农政策，但“米袋子”永远不如“钱袋子”，粮食生产越多，经济越落后，陷入“粮食大省（县）、经济弱省（县）、财政穷省（县）”的怪圈。地方政府和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不断下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这种恶性循环导致农民种粮收入果说会更低，国产粮食生产成本更高，卖粮难的问题会更严重。
这就是我国的粮食安全悖论现象。如果把保证粮食安全比喻为打仗，我们现状就是，将军下令狠狠地打，而战士都不愿意打甚至当逃兵。这样，中国粮食生产能力越来越弱，长此以往，饭碗就会被外国人掌握了。
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必须增加国产粮食的消费。那么，如何增加粮食消费呢？生物质能源是天赐良机，其生产规模大，产业链长，以适量的粮食和土地用于能源生产，实施“粮能联产”战略，既能拉动粮食消费，又能充分利用农林废弃物，增加农民就业和经济收入。可以说，粮能联产是中国的理性选择。
中国能源报：回到生物质能本身，我国发展生物质能源的瓶颈在哪里？
谢光辉：最主要的瓶颈是国家对生物质能源政策扶持力度较弱。由于片面的思维主导着我国生物质能源发展，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担心生物质能“与人争粮、与粮争地”，导致我们进入认知误区。从政策上限制了原料范围，降低了财税支持，科技研发投入也少。目前当务之急是重新审视我们政策的顶层设计，制订促进国家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的生物质能源政策。
中国能源报：目前我国生物质能源的主要原料是什么？您看好哪些？
谢光辉：除了2008年前审批的项目外，目前我国允许利用的原料都是非粮类，即有机废弃物（如秸秆）以及木薯、甜高粱、菊芋、能源草等非粮能源植物。这些非粮原料范围太窄，从促进粮食安全的角度，我认为在重视非粮的同时，至少现阶段，还应增加粮食、油料、糖料等作物生产能源。因为不同的农作物在粮食安全中有不同的作用，其重要性不可替代。例如，我国消费的大豆约3/4来自于进口，跨国粮商掌控着进口货源，建立了完整的生产、运输和储存体系，控制了大豆定价权。国内大豆生产已大面积萎缩，产业链已受到重挫。但是，大豆既是最主要的植物蛋白源，也是植物油的主要来源，如不尽快扭转局面，我们将要为如此高比例受制于人而付出代价。如果能以适当比例大豆用于生产生物柴油，刺激国内大豆生产，才能逐渐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市场竞争力，能拯救国内大豆产业。
中国能源报：据您了解，国外发展生物质能在原料选择上的主流趋势是什么？对中国是否存在借鉴意义？
谢光辉：在原料选择上，国外发展的主流趋势有两个。一是粮食原料方面，根据国际市场进行粮能联产，如美国的玉米、欧盟的油菜、巴西的甘蔗。经历2007-2008粮食危机至今十多年发展，这些国家已经找到了其粮能联产平衡发展战略，实现了最大的经济效益，保证了农业生产稳定发展。二是重点研发非粮原料，发展第二、第三代生物质能源，非粮生物燃料的碳减排效益更好，是更有潜力的发展方向。
国外发展趋势对中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第一，我们有必要纠正2008年以来终止粮食生物燃料项目的政策，确定我国粮能联产平衡发展战略。第二，实行粮食能源与非粮能源相结合的策略，逐渐过渡到以非粮为主。在非粮生物质能源方面，实行有机废弃物与新型非粮能源植物相结合的策略。发展非粮能源植物必须做到因地制宜，达到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的，实现可持续的粮能联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中国能源报：如果扩大粮食（即食品）原料的生物质能生产，我国生物质能产业格局会有什么变化？其与第二、第三代生物质技术会产生直接竞争吗？
谢光辉：以谷物发展“粮醇联产”、以油料类发展“油能联产”、以糖料类发展“糖醇联产”、以薯类发展“淀粉乙醇联产”，统称为“粮能联产”，种类上能实现多元化原料供应，数量上能较大幅度提高生物燃料产量，地区上能增加在粮食主产省的产能分布。
这种格局的变化不会与第二、第三代生物燃料技术直接竞争，主要是因为当前第二代燃料在发达国家才开始商业化生产，其投资规模和加工成本仍然很高，需要国家较高的财政补贴，不具备可比性。第三代更不用说了，正在研发中，距商业化生产还早。
中国能源报：现阶段国内以粮食为原料的生物燃料产业发展得如何？
谢光辉：当前我国的生物燃料以乙醇为主。燃料乙醇年产量约200万吨，大约是美国的5%，其中约95%以粮食为原料。2002-2004年期间国家核准了四家粮食燃料乙醇项目，分布在河南、安徽、吉林和黑龙江。这四个省及辽宁实行汽油中混配10%的燃料乙醇（即E10汽油）全省封闭运行，还有其它五个省有部分地区应用E10汽油。
非粮原料的生物燃料产量很小，由于转化技术限制，在我国大规模商业化还待一定时日。这样燃料乙醇还不能满足国家需要，市场需求潜力很大，“十二五”规划的产量指标看来又难以实现。虽然我国进口燃料乙醇的可行性还有待论证，但去年已经有企业尝试性地从美国成功进口。当前，玉米产量已严重过剩，超标污染地生产的大量稻谷也没有出路，国家有关部门和企业正在调研、论证适当扩增粮食乙醇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