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烈士致敬］李大钊：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有着崇高的历史地位。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战乱动荡的年代，艰辛备尝的生活，使李大钊从小养成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稳坚强的性格。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他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著名爱国志士。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1920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党作准备。他还多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在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活动，扩大宣传，发展组织，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李大钊和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对他一生的写照。李大钊早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主任，并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是社会名流。但他生活俭朴，“冬——絮衣，夏——布衫”，一个大饼，一根洋葱，常常是他的便饭，有人去他府上拜访，见他的幼女炎华，身穿红粗布小棉袄，外套蓝粗布小褂，前襟和袖口油光光的，土里土气的像个乡下孩子，完全不像北大名教授的女儿。有位亲戚对此很不理解，有次问起李大钊，他只是淡淡一笑说：“点种”。“庄稼人种地要点种，你当教授点什么种 ? ”亲戚迷惑不解。
原来，李大钊所谓的“点种”，就是要在后代中播撒革命的种子，让革命的种子在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中开花结果。李大钊不仅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真理，为革命事业培养“火种”，在家庭里，也教育子女要经风雨、见世面，努力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他的影响下，长子李葆华 16 岁便参加革命，曾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长女李星华，1932 年入党，长期从事教育和民间文艺的研究工作 ，是我党的优秀干部。
李大钊就义前后
1926年4月，直奉鲁豫联军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地开进了北京。联军随即公布的治安条例里特别规定：“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京报》社长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先后遇害。400余名爱国学生上了被通缉的黑名单，受军阀掌控的宪兵团、军警和密探增加了4万余人。共产党员李大钊，被他们视作北方的头号“赤敌”。
这时候，李大钊在哪里呢？李大钊当时并没有离开北京，就待在东交民巷，距离被张作霖当做大元帅府的顺承王府不远。自从《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东交民巷一直就是各国驻华使馆区和兵营的所在地。“三・一八”惨案发生，段祺瑞政府就已经严令通缉李大钊等人。李大钊带着两党机关以及一家老小，搬进了苏联使馆地界的俄国兵营（现在的“苏联豁子”巷以西），此后再也没有公开露面。
苏联使馆东边、隔着御河就是日本使馆。站岗的日本卫兵最早注意到苏联使馆常有中国人频繁出入。苏联使馆的西边毗邻一家法国医院，这家医院的工作人员听到隔壁俄国兵营的院子里半夜老有动静，有什么人深更半夜里讲话和争论，仿佛忙得顾不上休息，也不知疲倦——他们不知道，这个夏天，住在俄国兵营里的李大钊很忙，这里俨然成了连接当时南北革命斗争的关节点：一条条军事情报、政治情报汇聚到俄国兵营里那座小院，再秘密地分转出去。正面写上些不相干的话的背面，背面用牛奶书写情报，火一烤才显得出字迹。
苏联使馆里的“动静”引起了法日使馆的注意。他们将这一发现告诉了当时张作霖的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次长吴晋。吴晋，曾经在法国炮兵工程学校留学，任过驻法国使馆参赞。他很快将“苏联使馆内可能有赤色活动”的消息汇报了上去。东交民巷里之后就多了一些一天到晚趴活的“车夫”，眼睛一刻不离地盯着东交民巷西口北边的苏联使馆。
冬去春来。在李大钊身边、负责使馆内外联络工作的阎振山，有一天出去送信再也没有回来；送信、取报工作就由帮大家做饭、打杂的张全印肩负起来，可没过几天，张全印上街买菜的时候也失踪了。大家还不知道，京师警察厅派出的4名暗探早已借招工之机扮成杂役混进俄国兵营，专盯着中国人的一举一动——但只凭所收集到的表面情况，警察厅还不敢贸然行动。
1927年3月的一天，警察厅里突然躁动起来：西交民巷有情况！警察迅速赶到，当场拘捕7人，搜出了正在分发的秘密传单。恐怖随即蔓延开去，党的6处秘密机关暴露，100多人被捕。“京师警察厅”司法科长沈维翰亲自出马，连续审讯了3个昼夜，终于发现有一个叫李渤海的嫌犯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而且就在李大钊身边工作。
李渤海是李大钊的学生。1923年，他由高君宇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大钊避难后，俄国兵营内的共产党组织以及李大钊同外界的联系，多由他承担。李渤海被捕后叛变的情形，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沈维翰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回忆往事时，才道出多年鲜为人知的内幕。他说李渤海“经多方劝导，颇能合作，将李大钊藏匿在东交民巷苏联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共产人员名单供出”。为避免打草惊蛇，警厅悄悄释放了李渤海。除了当事人，此事再无人知晓。
但直到最后一刻，李大钊还有脱身机会。当时有人通过关系把张作霖部队会搜查的事传进俄国兵营。其实在这之前，就不断有同志、学生、亲人、友人劝李大钊离开北京，也不断有人在他安排下到南方参加北伐战争，或者被派往苏联学习。李大钊总说：“我不能走，我走了，北京的事谁来做呢？”这个“事”就是共产主义事业，与它相比，李大钊觉得自己的安危是次要的。
警察厅动手前，为保万无一失，他们派出名叫吉世安的警察，最后一次确认李大钊在不在俄国兵营里。这个吉世安从译学馆毕业后，曾被分配到京师警察厅做外事工作，跟驻华各国使馆都有公私来往。他先以私人关系找到了苏联使馆秘书毕德诺，假称自己跟李大钊是朋友，有封信要转交，但他自己不便，想请毕德诺代转。
所谓的信其实就是便条一张，上面写着“外面对你风声甚紧，请多加注意”，没有上下款。毕德诺一看也没多想，就叫来自己仆人把信送去西院的俄国兵营，交给李大钊。吉世安由此确定，李大钊当时就在俄国兵营。安国军总司令部便命警察总监陈兴亚、宾兵司令王琦等人第二天马上动手。
1927年4月6日是清明节，天清气朗。一早，星华、炎华姐妹高高兴兴地换上了新夹衣。母亲赵纫兰带了炎华去兵营空场上散步，星华坐在外间长椅上看报，李大钊在里间屋里伏案工作。
这天，京师警察厅派出了300多人的行动队伍。带头者揣着一份正式公文：“苏联使馆内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局办事处、庚款委员会等处有共产党阴谋暴动的组织机关，须立即搜捕，事出紧迫，请各国公使准许。”这只是做个样子。张作霖早已获得了以驻京公使团团长、荷兰公使欧登科为代表的各国公使默许。
后来发生的事，当时《晨报》上有详细记载：
上午10时30分左右，东交民巷东西北各路口突然来了许多洋车夫和穿便服的行路者，过往行人都觉得不大对劲儿。11时，150多名警察、100多名宪兵全副武装，从警察厅出发分路直扑东交民巷。一部分人把守各路口，剩下的人包围了苏联大使馆。
李星华当时就和父亲在一起，她在回忆录里清晰地记录下当时的情景：
“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在窗外响起来，喊声未落，穿着灰制服、长筒皮靴的宪兵们，穿便衣的侦探和穿黑制服的警察就蜂拥而入，一瞬间挤满了这座小屋子……一个坏蛋立刻冲到跟前把父亲的手枪夺过去了。
在这许多军警中间，我发现了被捕的那位工友阎振山，被绳子牢牢地拴住胳膊……他们把他带来，当然是叫他认人的。那个身材粗大、满脸横肉、长着一双恶狼般眼睛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山：“你认识他吗？”阎振山只简单地摇一摇头，表示不认识。“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呢！”胖侦探狡猾而阴险地一笑。
同时被捕的还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赵纫兰母子等33人，以及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
吉世安在解放后交代说，他们闯进去时，屋内正在烧文件。但文件只烧毁了很少一部分。因为是上等纸印的，不爱着火，没有烧透。而且，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因为抓捕队居然是带着消防车来的！消防队员还特别装备了水银，用它灭火可以防止对纸质的文件造成伤害。据说，当天从苏联使馆里拉走了7车文件。
事发后，京津各报社评，都为李大钊呼吁：4月9日，政府校务讨论会席间提议“李大钊虽属共产党员，究系迷信学说，与故意扰乱治安者情形微有出入，应请当局略迹原情，贷其一死”。9所国立大学校长商定自10日起分途营救。北大校长余文璨、师大校长张贻惠随后前往文昌胡同8号拜访张学良。政府政治讨论会推举讨论会会长梁士诒、杨度为代表向张作霖陈述意见。第二天，两人约同当时的司法总长罗文干一同会见张作霖，杨度将自己在北京的爱宅“悦庐”变卖，所得的4000多大洋全部用来营救李大钊。章士钊则找到了张作霖身边的奉系元老杨宇霆，历数李大钊得名之盛，言辞恳切地奉劝杨宇霆“切不为以一时之意气，杀戳国士，而遗千载恶名”。据说，杨宇霆“闻之悚然，乃向张作霖陈说”。河北乐亭同乡白眉初、李时等300多人此时联名上书陈情，请求军方保全李大钊的性命，并先行释放赵纫兰母子。此时，西方各国对张作霖的做法也颇有微词。苏联人事件一发生就向北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驻华大使率领馆员30余人数日后离华扬言断交，莫斯科10万工人和职员以大游行来抗议军阀擅闯大使馆、行凶抓人。各国站在不同立场上纷纷敦促张作霖尽快拿出切实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李大钊等人蓄意暴动、反抗政府。
那时抓捕最重要的证据其实就是从使馆搜得的大批文件，其中有中文的，大部分都是俄文的。张作霖为此成立了“搜查苏联阴谋文件编译会”，但凡懂点俄文的政府工作人员几乎全被调用。编译会的人日夜加班，一个多星期也没有发现组织暴动的计划。
李大钊光明磊落，问到后来，他干脆说：“你们拿纸笔来，我自己写好了。”于是，就有了后来被广为传诵的“狱中自述”。对于共产主义学说，李大钊承认“崇信不讳”。
除了“狱中自述”，还有一份“李大钊供词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里。字里行间，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跃然纸上。
力主“讨赤反共”的张作霖想要的绝不是这些。他甚至派出自己手下、李大钊的同乡杨宇霆做说客，许以高官厚禄，但也没能从李大钊口中得到苏联“赤化”中国的证据和共产党组织工农运动的情况。所以，警察厅一方面对外界宣称“李大钊口供颇多”，另一方面也不得不灰溜溜地承认“李无确供”。
1927年4月28日12时30分，6辆汽车押送着李大钊等人，从京师警察厅出来，开进了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张作霖不敢在天桥刑场公开处死李大钊，便决定使用从国外进口的绞刑架（这个绞刑架解放后被送进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馆里的001号文物），在看守所里秘密进行。李大钊第一个登上绞刑架，英勇就义，时年38岁。
至于临刑前的种种，有各种传言和说法。如今，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李大钊临终前的模样，有就义前为其拍摄的照片为证。照片上的李大钊身着布棉袍，淡定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