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大英烈】 黄人祥
黄人祥（1904.8-1930.9.20)，字瑞生，化名黄瑞绅、黄子仁、黄瑞卿、王振荣等，安徽省六安县人。1925年9月，他以入学考试第一的成绩，考入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农艺系。在校期间，他参加 “农业革新社”，担任农村夜校教师。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7月担任中共北京农业大学支部组织委员。“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他是抗议八国最后通牒、要求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不平等条约请愿斗争中农大请愿队领队之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派他赴上海工作。在南京市委第三次遭破坏后，以李富春为首的中共江苏省委派他往南京任市委宣传委员，后又决定总负责中共南京市委工作。1929年6月因叛徒出卖被捕，次年9月20日在南京雨花台被敌人杀害。
翻开1930年9月21日的南京《民生报》，第五版上登载的黄瑞卿（即黄瑞生）等五烈士同时被杀害于雨花台的消息报道，便赫然映入眼帘。报道中提到的黄瑞卿，就是被人们称赞为“身入虎穴战贼子，血溅雨花垂英名”的著名烈士，战斗在蒋介石反动统治的老巢——伪首都、时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的黄人祥同志。
黄人祥，安徽省六安县人，1926年入党，历任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学生会副会长、会长、六安县农会会员、中共北京农业大学农艺系党支部书记兼团支部书记、北农大学生会负责人、中共南京市委秘书兼宣传委员、市委书记等职，1929年6月18日，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1930年9月，不幸被杀害于雨花台，时年26岁。黄人祥同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战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信仰献出了头颅和热血的一生，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纪念的。专此立传，以昭英烈。
一
黄人祥，字瑞生，化名黄瑞卿、黄子仁、王振英、张姓等，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8月生于六安县石婆店黄涧河骆家庵联保沙家湾村（现属独山区黄涧河乡沙家湾村）一户殷实人家。其祖父黄光雨，是当地有名的一位塾师；其祖母戴氏，一生操持家务。其父黄先举，号乡材，私塾出身，其父兄弟三人，一个姐姐；青年时代，在黄玉堂茶行当管帐员，以后即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出租少量土地；其母吴氏，独山观音洞人，目不识丁，操持家务；其姑母适胡姓。
黄人祥有兄弟姐妹六人，人祥行二。长兄黄人福，配偶李氏；大姐黄春元，适独山元潭湾芦姓；二姐黄杏花，适保善堂吴姓；二弟黄人陶，配偶吴氏；三弟黄人祎，配偶申氏。其兄弟均在农村读三、四年私塾后，即以务农为生。人祥娶独山九棵树刘宗良的女儿为妻，生有四子。其长子黄之芬，次子黄之荣、三子黄之康、四子黄之成。除之康、之成先后辞世外，其长子、次子均健在。
黄人祥于十岁时破蒙，开始在乡村私塾读书。先在其住家上首的黄家祠堂，从塾师黄人柱学习，不久，继去离其家三十里的骆家庵从塾师黄庭楷就读，后又去离家二十里的石婆店忠义祠再从塾师黄庭楷读书。
黄人祥沉默寡言，细心谨慎，对人态度和蔼，从不发脾气，学习用功，品行端庄，深得几位塾师的钟爱。
1918年秋冬，黄人祥在家乡得知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以下简称“三农”）在六安创办，遂与在忠义祠同塾读书的张月潭、黄先进、赵萃如等同学相约阵往六安报考该校全被录取。报到后，黄人祥被编在“三农”农科预科学习。从此，黄人祥开始了新的生活。
“三农”是安徽教育界进步知识分子沈子修、桂月峰和朱蕴山等创办的，所聘教师都是进步青年，如阿英（钱杏邨）等人。沈子修任校长，桂月峰任学监（相当于后来的训育主任），朱蕴山任文牍（相当于后来的秘书）兼修身（相当于后来的政治课）教员。沈子修、桂月峰、朱蕴山和阿英等都是思想进步、虔诚爱国的热血青年。在沈、桂、朱和阿英等同志的影响下，特别是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黄人祥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不久，便由一个沉默寡言的农村孩子，成长为一个反帝反封建的热血青年。
“五四”运动爆发后，为了斗争的需要，“三农”成立了学生会，黄人祥被推选为学生会副会长（后任会长）。他和学生会会长翟其善以及学生会成员桂尊夏（伯炎）、吴岱新、余朝铎（靖帮）、鲁味生、刘月舫（之宜）、吴璞如等一起，组织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内除国贼，外争国权”、“打倒列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还我山东”、“坚决不承认二十一条件”、“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口号。为了使反帝反封建斗争深入持久地坚持下去，黄人祥又和“三农”学生会其他同学一起，发起组织六安学生联合会。六安学生联合会的成立，不但标志着六安反帝反封建斗争力量的壮大，而且标志着六安青年学生反帝反封建斗争统一战线的建立。从此，六安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以空前的规模和广度，深入地开展起来了。
为了唤起民众，把反对日帝的斗争进行到底，在沈子修、桂月峰、朱蕴山、阿英等进步教师支持下，黄人祥又与翟其善等学生会干部一起，组织领导学生走出校门，深入六安城区工人、商民和城郊农民中去宣传演讲，号召群众抵制日货，组织“仇货纠察队”，在六安城区挨门逐户地检查有无日货。每次行动前，都要先到各商家进行讲演宣传，历数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亡我祖国、灭我种族的野心与罪行，号召人民觉醒自救，坚决不做亡国奴。黄人祥以文天祥、岳飞、林则徐为例，大声疾呼：“凡我炎黄子孙，华夏同胞，当此列强虎视、日帝进逼、国贼卖国，国难日亟之际，要四万万人力合一力，四万万人心合一心，同奋起，坚决走爱国反帝之路，坚决走觉醒自救之路，上勿做亡国之君，亡国之臣，下勿做亡国之民﹗目下，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件是使我中华亡国灭种的二十一条。对此，反则中国存，不反则中国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同胞们，让我们站起来，在洋人面前站起来，拿出中国人的良心，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坚决抵制日货﹗人穷要穷得有骨气﹗我们决不能为了那几个臭钱而丧失人格，去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甘当亡国奴啊﹗”演说之中，他常常声泪俱下，听众深受感动，激于爱国热情，台上台下痛哭连声，整个街头唏嘘一片。继而听众中就有人自动挥拳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废除二十一条﹗”、“誓死不做亡国奴﹗”。口号声此伏彼起，台上台下同仇敌忾，场面十分悲壮。六安城区商民议论纷纷，都说“三农”学生组织的“仇货纠察队”是爱国主义思想的播种队，是为中华民族保族保种的战斗队，是检查日货的先锋队，是日本帝国主义罪行的控诉队。
在黄人祥和“三农”“仇货纠察队”的宣传教育下，许多商民主动交出本店的日货，并表示不再买卖日货；有些商户还在自家门头贴上用大红纸写的“本店主系爱国商人，即日起不进日货”的启事。对于个别保存或转移日货的店主，则将其日货登记、没收，然后全部集中于老衙门台子，付之一炬。临烧之前，黄人祥等“三农”学生会干部，还请校长沈子修走到由洋皂、洋布、洋袜、洋火、洋油、洋瓷盆等堆积而成的日货堆前，发表抗日救亡的演说，对六安各界震动很大，影响深远。
为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黄人祥和翟其善等学生会干部积极参加组织和领导了反帝反封建的文明戏“朝鲜亡国惨史”、“不平鸣” 的演出工作。1920年，两剧在校内外共演出七八场，每场观众达三四百人，轰动了六安古城。对启发群众反帝爱国的觉悟起了很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黄人祥等领导下，“三农”学生会发表宣言，坚决响应安徽省学生会关于教育基金独立运动的号召。时省教育会长刘道章召集全省教育会议，妄图制止运动，遭到桂月峰、朱蕴山的反对，桂、朱提出抗议，拒绝执行。黄人祥和“三农”学生会的干部带领全体同学一起，坚决支持进步教师的革命行动。
在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湧进激流中，黄人祥一边积极投身革命，一边认真读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三农”，他阅读了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民约论》和裴多斐的文章作品，列宁、高尔基、陈独秀、李大钊的文章，十月革命的历史，以及《新青年》、《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书刊杂志。“五四”运动的革命洪流，冲决了他思想上由四书五经的愚腐说教而筑起的儒学之墙，使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作为人的存在，而且放眼中国与世界，放眼未来；十月革命的炮声，惊醒了他，使他看到资本主义的黑暗大厦是可以打破的。在俄国的那一角不是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共和国了吗﹗于是，他更勤奋地学习了，更自觉地追求革命真理了。
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三农”建立了“中国革命小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黄人祥和朱蕴山、桂月峰及同学翟其善等十几个同志，都是这个研究会的成员。那时候，他们时相聚会，共同研习马克思主义。到1920年以后，他们不仅经常聚会学习和讨论马克思主义，而且自称共产党。后来，“三农”这个“中国革命小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大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皖西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五四”运动由学生运动开始，到“六二”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显示了工人阶级及工人运动的伟大力量，“六二”运动使皖西革命知识分子受到很大启示：革命斗争只有革命知识分子这一部分力量还不够，还必须有工农群众的发动，要建立工农自己的组织，要把工农群众组织到自己的组织中，让工农自己起来为切身的政治解放和经济改善而斗争，革命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聚集在皖南最高学府——“三农”里的革命进步知识分子自建立“三农”学生会不久，又建立了六安县农会。“管理六安县农会事务所”机关便设在“三农”。县农会是一种秘密状态的半军事组织，其宗旨是振兴农业，夺取并保护“永佃权”，争取实现耕者有其田。它对外不公开活动，也不公开接收会员。县农会的活动是通过其外围机关——平民夜校、农民夜校去宣传宗旨、发现与培养骨干、接收会员的。接收会员须由正式会员两人介绍，由被介绍人缴纳一块钢洋，先为填证，个别发展。1921年12月16日，经县农会领导人沈子修、桂月峰的亲自介绍，黄人祥同志加入了六安县农会，成为这个组织的重要骨干。自此，他自觉深入工农群众，不断地去六安城北清水河（现市火柴厂附近）农民夜校和城关平民夜校讲课，为提高工农和城市平民的阶级觉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六二”运动和反对第三届省议员贿选、驱逐反动军阀马联甲贿买的省长李兆珍的运动中，黄人祥一马当先，表现了高度的组织才能和坚定的反封建精神。“六二”运动爆发后，他在进步教师的支持下，派遣学生代表团奔赴安庆，慰问在“六二”运动中死难者的家属，高举“杀马”的大标语，在安庆大街上愤怒声讨马联甲杀害学生的罪行。在反对第三届省议员贿选斗争中，他不顾豪绅地主的破坏捣乱，粉碎猪仔议员的威胁利诱，以学生会的名义，组织学生成立“澄清选举监视团”，监视议员选举，对猪仔议员史野芹等的贿选丑行，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斗争。一次，黄人祥和张月潭等“三农”学生，冲进六安东南乡劣绅高子午在高升客栈的住所，指着高的鼻子，历数高的贿选丑行。平时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高子午，此时却膛目结舌，哑口无言，现出一付狼狈相。不仅如此，黄人祥还组织学生向省会安庆《评议报》投稿，揭露六安贿选的丑恶内幕，大造革命舆论，同时还选派学生代表到省法院告状，利用合法斗争打击豪绅政客。经过一系列斗争，终于迫使六安地方法院继无为县之后，在全省第二个作出选举无效的判决，省军阀政府当局被迫宣布全省第三届选举无效。马联甲用巨款买来的省长李兆珍只得灰溜溜地滚出了安徽。
1922年，直系军阀曹锟希图贿选大总统，便派北京政府司法部长许世英入主皖省。许又将其部属——司法部刑事司司长骆通调任六安县知事，企图控制皖西，捞取选票。骆通是一个老朽官僚。他莅任后，倚官挟势，草菅人命，官官相卫，政以贿成，是曹锟、许世英者留在六安的一条忠实鹰犬，为六安人民所切齿痛恨。为了击碎曹锟贿选大总统的阴谋，六安以“三农”学生领头，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骆运动”。在这场斗争中，黄人祥等以“三农”学生会委员为骨干，广泛动员城关商民和工人，起来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同时团结倾向进步的豪绅家庭出身的同学，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以骆通为代表的“胡子派”，利用矛盾，分化敌人。经过斗争，终于在以刘希平、朱蕴山、卢仲农等为代表的“六安旅省同乡会”和以许继慎、王逸常、宋伟年、胡苏明、周范文等为代表的“六安旅省同学会”的支持下，取得了驱骆运动的彻底胜利。
骆通被赶出六安后，六安的民主势力不断增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赶走了四任县知事，还击败了以清末遗老、翰林、六安守旧派代表人物——王畹香（号兰庭，又名王秋仕、王逋）为首的“十三公团”的封建势力，刷新了地方教育，使县劝学所（即后来的教育局）、县师范讲习所、县视学、县教育会等机构的领导权，全为进步知识分子所掌握。
经过“三农”的学习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实际锻炼，黄人祥已成长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了。192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离开“三农”，怀着救国大志，踏上新的征程。
二
1923年，黄人祥由“三农”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于国立西北大学。1925年春，因参与领导反对陕西省封建势力的斗争，被开除学籍。同年夏，恰遇一些由于段其瑞执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压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而被“放逐”去西安的进步教师都因学潮的解决而回到了北京。黄人祥便于这时到北京，报考北京农业大学，与他同时赴考的还有另外几位同学。黄人祥因临走时办学生会交换手续，最后一批离开。而这时北京各大学已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指令，不准吸收西北大学闹学潮的学生。他只好通过“三农”同学吴璞如（时华北大学学生）等关系，住进设在米市胡同的六安会馆，入北京励群学院补习英语、数学等科。
1925年秋，黄人祥和王泽农、孔子寿等同时考取于北京农业大学农艺系，黄人祥入学考试成绩优异，名列全班第一。入学后，黄人祥与王泽农同学当时同住学生宿舍第一排第五号。
由于黄人祥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思想进步，表现突出，故在1926年1月被中共北京地委西部委批呈北京地委批准，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北京地委西部委员会的领导下，组建了中共北京农业大学特别支部（总支）。不久，黄人祥便被任命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简称为C、Y）和中国共产党（当时简称C、P）北京农业大学农艺系支部书记。
当时，北京农业大学党和团的革命工作，主要分为学生运动、国民革命运动、农民运动三个方面。北农大学生运动，除由学生会参加北京市学联，与其他学校形成一体外，还根据学生的特点，组织了农业革新社。这个农业革新社，吸收本校进步同学，研讨我国农业社会经济和政治各方面的问题，理论结合实际，对当时帝国主义、军阀、官僚统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村问题，提出实质性革新意见。这个革命社是党联系学生的一个群众性团体。在北农大还有国民党的左派区分部和右派区分部。在大革命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们的党团员绝大多数都参加左派国民党组织，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参加国民革命工作。我们党团员的工作，是反对右派，削弱右派在群众中的影响，巩固和扩大左派的团结，增强左派在群众中的威信和作用。把国民革命朝正确的方向推进。此外，北京农业大学党组织在北京西城罗道庄（是郊区）、在农民散居的公主坟、八里庄一带，开展农民运动，办了一所农民夜校，除向农民传授文化和农业知识外，并讲授中国革命的道理。同时，还在农民进步分子吸收少数党团员，发展党团组织。北农大党组织发展很快。1926年初，有党团员十四、五人（有些人是交叉党团员，即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左派国民党员），1927年夏就发展到五十人左右，约占当时全校学生的四分之一。由于黄人祥的工作和带动，使农艺系支部成为北农大所有支部中最好的一个，黄人祥也是北农大支部书记中最好的一任支部书记。此外，黄人祥还担任北农大农业革新社农民夜校的教学工作，西郊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北农大学生会的领导工作。
1926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周年纪念。冯玉祥将军尚未退出北京，革命运动蓬勃发展，革命工作极其紧张。黄人祥极其劳累，但他任劳任怨，从不叫苦。以后，张作霖占据北京，白色恐怖十分严重。黄人祥同志身为党团支部书记，在这时期中，面对嚣张跋扈的敌人，他毫无惧色，毫不后退，沉着应战，深入思索，表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灵活机动的好作风。当时，北农大的各项工作，他都积极参加。有些工作虽不能直接去，但他运筹帷幄，凡事都要过问，要作出决定。当时的斗争是复杂的，教师中有研究系的，初时学校校长为段祺瑞执政府的教育部长章士钊兼任；学生中有国家主义派分子，就是在所谓国民党左派中，也是形形色色，各式人都有。要正确贯彻党的意图，圆满完成各项任务，非深思熟虑不可。而黄人祥每次总是圆满地完成了党分给的各项任务。
黄人祥不仅沉着老练，组织指挥能力强，他的吃苦精神也是很强的。北农大离城比较远，从罗道庄进城至少在10里以上。当时，交通不便，除自行车、人力车、小驴外，就只能靠两腿步行。他既无自行车，也没有钱来雇人力车和小驴，经常每日来回要走30里以上。路上花去的时间，少则2小时，多则4小时。因此，他经常天未亮就离开学校，天黑了还没有回到学校。往往是不吃早饭就跑上10多里路赶到城里去开会。有时，上午在东城开会，下午又在学校开会，弄得午饭也吃不成，就随便买两个红薯，两个馒头或两个烧饼充饥，边走边啃还准时赶到学校，参加会议。他对革命工作，就是这样分秒必争，无限热情，极端认真负责。
段祺瑞屠杀请愿无辜群众的“三一八”惨案发生时，黄人祥是北农大请愿队伍的领队人之一。那一天，他带领北农大学生高呼口号，示威游行，和反动军警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当敌人对徒手学生队伍开枪射击进行血腥镇压的危急时刻，黄人祥不顾个人安危，毫不畏惧，镇定自若，勇敢地指挥游行队伍的撤退。刘和珍同志牺牲后，他不顾白色恐怖，亲自去慰问刘的亲属。本校同学林孔唐牺牲后，在工作百般繁忙和十分危险的境遇下，仍奔向协和医院料理丧事，并在学校为林孔唐同志组织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行，进行了充分的揭露，整个与会人员同仇乱忾，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军阀的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深深地教育了与会同学，实际上等于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反帝、反对军阀的民族民主教育课。
黄人祥善于抓住时机开展工作。李石曾是国民党元老派，又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实质上与国民党右派有区别，是我党当时争取联合的对象。当我党得悉李石曾继章士钊来接任北农大校长时，黄人祥等党的领导人就积极作准备。李石曾到任后，在学校组织的欢迎会上，我党就公开散发了《响导》红五月号，封面上全部套红，而且有列宁全身画象。这一方面是向新来的学校当局显示我们党在北农大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借这次机会扩大我们党的影响。黄人祥在工作中，就是这样开动脑筋，善于抓住有利时机，推动革命工作前进和发展的。
“三一八”惨案后，黄人祥等18个北农大党员被派去黄埔军校学习。后黄人祥因北方工作需要，被留在北京继续工作。他在工作中，表现了大智大勇，大约是1926年张作霖到北京不久，就命他的卫戍司令颁布“……凡通赤有证者不分首从一律处以死刑”的杀气腾腾的血腥布告。黄人祥等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迅速转入地下。不久，北农大学生反动的“国家主义青年团”分子王宏章和他的一个党羽把学生会捣毁了，抢走了我党的一些文件和进步刊物，黄人祥便在校内组织了一次斗争会，斗争了王宏章，从此，煞住了这家伙的反动气焰。
黄人祥的革命精神使敌人害怕。当他转入地下后，敌人还在北农大校门口小饭馆处设下便衣侦探，监视黄人祥的行动，有时，竟向小同学马彰等打听黄人祥的情况，当马彰等把这些情况告诉黄人祥后，他只是笑笑，并不惊慌。
1926年下半年，张作霖统治下的北京白色恐怖更加严重起来，但黄人祥仍坚持在北京做地下工作，面对敌人的淫威，毫不后退。为了迷惑追捕他的敌人，他巧妙地托友人从日本东京发信给在北农大的同学马彰，说他已东渡日本求学。消息传开后，敌人也以为他真的去日本了。而他却在军警林立的北京中山公园内不时露面，行动自如，安然无恙。当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后，黄人祥又公开露面于北京农业大学，对同学们鼓舞很大。
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屠杀共产党人，南方的革命形势更加严酷，更加需要好的同志去工作。黄人祥便奉党中央的调遣去上海，执行新的任务。
1928年5月，中共南京市委遭到敌人第三次大破坏。为了恢复中共南京市委，以李富春同志为首的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派黄人祥到中共南京市委任宣传委员。同年9月，黄人祥化名黄子仁，由沪抵宁，到蒋介石的统治中心开展地下活动。经过艰苦的工作，到11月间，黄人祥便在南京重新建立了3个党支部，即：士兵支部（国民党南京中央军官学校），有党员22人；学生支部，有党员5人；沪宁路工人支部，有党员6人，加上市委支部5人，自由职业者5人，合计四十三人。
1928年12月，中共江苏省委再次改组南京市委，派王昭平和1926年在苏联入党的缪庄林（化名缪章彦）来南京，调游优哉（亦名游无魂）任市委书记，黄任宣传委员，柳季康负责军事。不久，游带王昭平到南京后，柳的军事工作即移交王昭平。同月，游优哉由沪又带缪庄林来宁，负责市委组织责任。缪来宁后，将南京市委重新改组，游优哉任书记，黄人祥任秘书兼负宣传责任，组织委员缪庄林，军事委员王昭平。由于黄人祥和市委其他领导同志的一致努力，到1929年2日止，中共南京市委所属党组织恢复到18党支部，158名党员。同年3月，为加强党的领导，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市委决定成立城南、下关、浦镇3个区委（后因干部缺少，仅成立一个城南区委）。同年4月，缪庄林不幸被捕。南京市委即召集黄人祥、王昭平赴沪报告工作。省委同意游优哉赴沪参加省委会后不再返宁，遂决定黄人祥（化名黄子仁）在南京市委负总责（总责即南京的市委书记）。黄人祥受命后改名张姓，在杨将军巷一号租赁寡妇婆媳刘吴氏、刘张氏小屋一间，作掩护机关，秘密开展工作，并亲自介绍在北正街读书的湖南长沙人余汛宇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6月，王昭平叛变。王在国民党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处，供出黄人祥和余汛宇身份及住处。
伪首都公安局根据叛徒王昭平的供词，到处搜捕黄人祥等同志。1929年6月18日，黄人祥到中央军校工作，夜宿于住在明星旅馆19号原北平同学王襄林处，恰遇中央军校训练处科长任国光，任国光假称有辜外出，旋去国民党首都公安局东北两区署报告，于6月19日凌晨一点钟，黄人祥不幸被捕。余汛宇亦在6月18日晚于杨将军巷一号被捕。先后被解送伪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法处，复函送伪江宁地方法院，转解伪江苏省高等法院。
由于王昭平的叛变，不但使黄人祥、余汛宇被出卖而遭逮捕，而且使我党在中央军校艰苦建立起来的军官研究班党支部、交通队党支部、航空队党支部、教本队党支部、警察教练所属党支部等党组织遭到破坏，三十二个党员被捕，其中四人牺牲；此外，《中央时报》、《三民导报》、《南方日报》的工人支部也遭到破坏，致使南京党组织遭到第四次大破坏。
三
一被捕，他就以编好的口供诓骗敌人，将籍贯六安改为霍邱，化名黄子仁，拒不承认其是黄瑞生本人。据伪《江苏高等法院刑事判决十九年高字第一三五号判决书》载：黄人祥被捕后，在敌人的法庭上从容对敌，“捏称来京只半日，坚不承认租住杨将军巷房屋”，更不承认他是到中央军校开展我党地下活动。他以这样的口供来哄骗敌人：“……查该被告人在首都公安局述称：行经中央大学附近，忽遇着以前在北平的同学王奕林约我到他所住旅馆去住，当时我就随他到了那明星旅馆十九号房间，不多时，就有军校的任国光来找他（中略），到了十点钟左右，任又来了，约王奕林出去。王奕林临走时，他对我说一刻就回来，叫我可安眠，我就睡了。到得一点钟时，茶房来叫门，说是查房间，后来我即被捕等语”。敌人技穷，便叫叛徒王昭平无耻地出庭指证，传房东刘吴氏、刘张氏到庭指认。面对敌人的种种花招，黄人祥“坚不承认有加入共党情事，并坚称伊不是黄瑞生”。在没有证据和口供的情况下，伪江苏省高等法院对黄人祥判一年六个月徒刑。
黄人祥被关进吴县（即今苏州——作者注）伪江苏省高等法院看守所——第三分监。黄人祥虽然身隐囹圄，但他坚贞不屈，严刑拷打，威逼利诱，狱中一切非人的折磨，他都忍受住了，严守了党的机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德风范，他曾患过伤寒，经同志间互济互助，照料他脱离了险境。
这个监狱关押的绝大部分是我党的地下党同志和先进的革命志士，黄人祥任狱中我党地下特别支部的委员，他与当时被关押在另一处的特别支部书记徐家瑾同志领导了狱中的地下斗争。
设在吴县的伪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监，是一所道地的人间地狱，不仅看押极严，还利用“龙头制度”（即判死刑未决犯为首）对“犯人”进行虐待迫害。所长温良克扣政治犯的口粮，饭食粗劣，随意加镣，号门封锁，不给出号门大小便。为了改善待遇，提高斗争勇气，黄人祥抓住十月十六日敌人哨兵不给刘爱群出外大解，刘爱群并遭毒打的时机，暗中指挥狱中难友，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通过病监李会、外役李福极传递消息，联络十字监的江英城及一、二所的余汛宇、吕式乔、沈廷桢等一起行动，要求吃白米饭，给“放风”，去锁开封，撤换温良，并为此举行“罢饭”（即绝食）斗争。
“罢饭”斗争坚持了3天，虽被敌人镇压下去了，但难友们再次经受了锻炼与考验，表现了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十字监的难友们坚持到当天深夜，一、二看守所的难友们一直坚持斗争到第三日午后。
这次狱中斗争由于组织严密，终使敌人找不到实际领导人黄人祥。后来敌人为了挽回面子，给自己壮胆，伪江苏吴县地方法院于1929年11月18日对参与绝食斗争的黄人祥等同志，进行了起诉，对参与绝食斗争的陈政齐等72人加判了徒刑。然对黄人祥等，敌人仍找不到任何证据加叛徒刑，只能以“在场助势增援，并称监所内幕黑暗，激动彼等公愤，致有此举”作结，而判原判羁押日数二日折抵徒刑一日的判决作废而罢。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黄人祥同志具有何等坚定的革命性，对敌斗争是多么机智勇敢﹗
黄人祥在狱中一面暗地组织狱中难友斗争，争取伙食改为米饭、改善政治犯待遇，一面利用上诉这一合法手段，与敌进行斗争。他在伪江苏高等法院于1928年8月以所谓“加入反革命集团执行重要事务一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的判决之后，立即上诉伪中华民国最高法院。1930年7月18日，伪江苏高等法院根据伪最高法院的指令，复审判决黄人祥有期徒刑三年。此次上诉虽未获胜，但它充分表现了黄人祥的革命斗争精神。
1929年秋天，在一次大搜查中，由于叛徒告密，在黄人祥的牢房里搜出地下党的秘密文件，黄人祥等共23名“要犯”被解送江苏省镇江市进行“军事会审”。这个“军事会审”是伪“中华民国危害治罪法”的补充。因为根据“危害治罪法”法律无死刑，可是“军事会审”就可任意迫害处死我们的革命同志。黄人祥等就是由“军事会审”判定壮烈牺牲的。
解送镇江的23名同志都是地下党在上海、南京和江苏各地的领导骨干，也是在监狱中斗争最坚决的战士。国民党反动派预谋要在这里杀害我们这些同志。由于镇江没有比较完善的看守所，黄人祥、陈政齐、刘纪平、马达（在镇江被捕，非党员）开始研究越狱办法。由于黄人祥曾在苏州被搜出党的文件，有先被杀害的危险，是这次需要设法首先营救的人。当时决定了越狱行动的先后次序，第一个越狱的是黄人祥，第二个是刘纪平，第三个是马达、陈政齐排在第四。
黄人祥等在镇江被关押的地方是麒麟巷的普通民房，一面墙靠小巷。经过周密商量，先从外面接见人员中设法搞到锉刀，分别于夜间在被子里锉开脚镣上铆钉部分，锉开后并用布包紧，伪装完好。以后挖开墙砖，以能越出时方便为好。再通过家属、上海互济会的接济，各人都准备好应付越狱时所需的费用，买了酒肉等，在1929年古历腊月30日除夕夜，“招待”值班看守。这天，侦缉队人员都要回家过年，那几天又正是大雪纷飞，街上巷内行人稀少，就乘这样的时机，准备好在下半夜越狱。
越狱前检查了各项准备工作，并决定按次序越狱。可是，行动时，黄人祥却因故拖后到第三人。由于先越狱的人行动不够警惕，惊动附近野狗狂吠，引起看守注意，到黄人祥逃出后，看守发现3人越狱便狂鸣警笛，四处搜捕，黄人祥又不幸被捕入狱。
经这次越狱事变，陈政齐被另拘别处，黄人祥被严刑拷打，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始终严守革命贞操，坚贞不屈。直至1930年9月20日夜，与共产党员张惠如、傅天柱（即扈柔）、夏东山、郭振青等同志一起，在雨花台英勇就义。
黄人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生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的生命是短暂的，但却是光辉的，他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如磐石的坚定性，他不畏强敌深入蒋介石反动统治的老巢南京，恢复和建立南京各级党组织和南京市委的卓越成就，他身陷囹圄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为捍卫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革命者的节操而不惜牺牲生命的精神等，都是永远闪耀共产主义光辉的，不可磨灭的。他的形象和业绩将永远活在京、沪、宁、皖、苏等地广大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