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国别与国际发展合作圆桌对话在京举行
10月13日，国际发展和全球农业学院(CIDGA)2021年会暨中国区域国别与国际发展合作圆桌对话在北京举行。本次圆桌讨论由CIDGA、中德可持续发展中心（CSD）、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外交评论》、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发展研究所、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CIDRN）等联合举办。
今年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区域国别与国际发展合作圆桌对话”。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并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首次使用了“全球发展倡议”的提法。与此同时，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和人才培养也正上一个新台阶，尤其针对东南亚、非洲等区域国别的新型知识体系不断增长。在此背景下，如何加强两个新兴领域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共同推动不同区域国别和全球层面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重点领域的合作是当前的关键议题。本次圆桌会议通过推动2+2对话机制，即“实务+研究”/“区域国别+国际发展”专家展开对话。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院长徐秀丽、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所长郭延军共同主持了本场圆桌对话。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阐述了此次圆桌对话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是推动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国已经进入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机遇期，但当下的区域国别研究还不能满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不能满足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发展合作对接的实际可能性。区域国别研究为对外战略、对外援助、发展合作和气候问题等提供了学科底层知识。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发展合作的结合定能产生好的学术和实践影响。最后翟崑提议区域国别、国际发展合作和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实践专家和学者组成一个研究网络，共同推动中国区域国别与国际发展合作的实践与研究。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研究所所长王泺从自身的工作和研究经历中阐述了对区域国别和国际发展合作的认识。她表示，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发展合作实践是相互滋养的关系。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国别的知识对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工作开展都十分有帮助。国际发展合作实践中所涉及的经贸和金融等多领域的知识反过来对区域国别的研究和工作也有滋养作用。她建议开展区域国别和国际发展合作研究需要从特定的专题入手，从专题研究入手也更容易获得外部资源支持。另外在推动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发展合作的路径和方法上，政策界和学术界需要更多的互动，未来还要调动特别是包括企业在内的各方资源，社会资源动员和高校的学科两条道路相互推进。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俞建拖重点讨论了国际发展合作的机遇与挑战。在发展机遇方面，他指出一方面是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能力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有很好的匹配。中国目前能在资金、技术和物资方面对外供给，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资源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需求；另一方面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渠道不断完善，开展国际发展合作有了执行基础。中国目前已是120多个国家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商业合作与国际发展合作可以相得益彰相互支撑。此外，他认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依然面临不少挑战。如地缘政治竞争对国际发展合作带来很多干扰，基础研究对实践与政策的支撑不足，合作对象、执行机构和伙伴选择过于单一，缺乏对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叙事框架等。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综合处处长周太东表示，当前，中国国内消除绝对贫困，抗疫和经济复苏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不少发展中国家也提出了“向东看”的政策，这些都为中国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提供了重大机遇。在这种背景下，将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发展合作进行结合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龚浩群的发言从人类学与区域国别研究、人类学与国际发展研究方面展开。她认为人类学可以深化区域国别研究。人类学强调从研究对象的视角出发来理解社会文化，关注地方知识体系，有很强的现实关怀。人类学与发展则早在欧洲殖民主义时期就产生了联系。二战之后从现代化理论到当下的全球治理，都体现了以西方作为引擎和以西方作为发展样板的发展理念。
中国农业大学坦桑尼亚与东南非研究中心副教授黄振乾指出区域国别和国际发展合作的学术研究与政策之间存在张力是必然的，但需要更好地发挥两者之间的互动作用。学术研究不仅仅只有为国家建言献策的功能，还有促进知识积累和理论进步的重要功能。学术研究也不应只有对政策进行解读或提供参考，它还应以其独立性和科学性发挥政策纠偏的功能，这方面还需加通畅合理的反馈渠道。此外，应该在学术发表平台上为区域国别和国际发展研究青年学子提供更多的机会。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院长徐薇认为平等合作和互利共赢是中国推进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发展合作的理念和人文关怀，她以对南非的贫困问题研究为例来阐释如何将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发展合作相结合。在她看来，国别研究是应用发展研究的本源，只有先掌握扎实全面的国别知识，才能更好地服务应用与发展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做决策参考。国别研究和国际发展合作是“一体两面”，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要从现实出发，扎实推进实证研究，再进行反思和修正。她指出中非关系研究是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发展合作进行结合的典型场域。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张云指出，发挥区域国别研究对国际发展合作的指导作用，要注重区域国别研究的实践性价值，为国际发展合作提供“一线人脉”、“一线调研”和“一线数据”的学术支持。他从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合作与实践的案例来反思区域国别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他认为从研究领域来看，中国学界对东南亚的政商关系、宗教与社会关系、民间社会发展规律和跨种族关系的研究是不充分的。从东南亚减贫与发展的自身经验来看，可以研究非政府组织（NGO）和联合国与东盟的具体做法，还要重视考察华人、华社和华商在东南亚国家减贫中发挥的作用和经验教训。中国在东南亚减贫合作与发展策略不仅有官方渠道（双边和多边机制），也有民间渠道。东南亚老一代华人大多经历过从贫穷、创业到致富的过程，在总结中国和东南亚减贫和发展合作经验的时候，华人经验可能比“中国模式”是更合适的提法。
云南农业大学南亚与东南亚研究院院长赵鸭桥表示，在区域国别和国际发展的学科定位中存在国内话语体系、发展体系与对象国话语体系、发展体系不一致的张力。他以云南农业大学的中国对老挝的农业投资为例来阐述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发展实践的路径和方法。他认为，语言障碍是中国与老挝进行投资合作的其中一个障碍，但这背后的话语差异并不是仅靠翻译就能解决的。中国企业在国外的投资或合作涉及当地社会的方方面面，仅做到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是不够，还需要学会和当地的社区和民众打交道。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学习并结合区域国别、人类学和发展学等方面的知识。国内的相关高校和机构也需通过更多的交流和合作来推动这个新兴领域的发展。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发展合作研究院院长黄梅波从经济学科的视角来讨论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发展合作的结合。她认为，世界经济包含三个层面的重要内容：第一层面即区域国别经济，即主要地区及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特征；第二层面是国际经济关系即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等；第三层面是世界经济重大问题，如全球化问题、全球经济治理问题、气候变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都会涉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选择中面临的主要理论与政策问题。而国际发展学中国际发展理论部分也会包括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问题，只是关注的视角有所不同。区域国别经济特别是其中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部分和国际发展合作的理论与政策直接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可以说，国际发展理论及世界经济理论具有一些普遍的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地区、不同国家，其具体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其发展政策的制定及实施均受本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影响。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有效发展，必须结合其区域国别特征，走出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副教授郦莉以国际卫生治理为案例尝试将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发展合作结合在一起。她回顾了过去200多年全球卫生治理经历的三个范式演变。第一时段是最早从英国开始的殖民式卫生治理，即宗主国对殖民国的援助。第二时段是自19世纪后期开始的霸权式卫生治理，这个时候在欧美不同地区出现了一系列地区卫生治理机制，其相互之间无法联通，机制内部采取垂直单向的治理结构，加大了南北之间的鸿沟。第三时段是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以来的南南卫生共同体，其多元主体和网络对等特征，有助于缩小南北鸿沟。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唐晓阳指出区域国别和国际发展合作关注的都是比较综合性和交叉性的问题，目前很难以学科来界定。他表示，中国追求什么样的区域国别知识尚需要从根本上进行反思。区域国别研究中一个特别现象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对自身的了解也很有限。欧美名校“权威”和专家型的区域国别专家未必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要追寻的，而完全向当地向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伙伴学习，也未必真正帮助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知识。中国需要找到根本的知识体系，在西方区域国别研究基础上且在修正其问题的基础上来构建新的研究框架，以平视不是像欧美国家一样俯视其它发展中国家，以更深入更实践，更交互性的视角来开展实践，实现理论创新。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徐佳君关注如何通过区域国别研究来推动国际发展的理论创新并以她对发展融资的研究为例进行说明。她认为探索出一个贴合发展中国家国情的一套理论体系，而且能够以中国的视野来改进现行的国际规则，继而形成中国的话语体系很重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朱杰进以亚投行初始五年的制度变迁为例对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新实践经验进行阐述。他考察了亚投行初始五年后发现，亚投行在制度目标、业务领域和环境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与世界银行日益制度趋同。从国际组织社会化理论视角出发，他指出亚投行运营所处的制度环境是导致制度趋同的主要原因，包括强制机制、模仿机制和规范性机制三种。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副教授、《亚非研究》副主编宋清润以美国国际开发署对缅甸援助特点与效果为题进行了交流发言。他试图回答为什么美国在21世纪非常重视援助缅甸。他认为对缅甸进行深入研究的有重要意义。缅甸是美国试图在中国周边推广西方民主的重点国家之一，也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近年来缅甸已经成为美国对华博弈的前沿阵地之一，向缅甸增加援助是美国扩大在亚太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郭延军指出区域国别研究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无论是西方经验还是中国经验，地方化进程是国际发展合作的有效路径，尊重地方知识，融合地方知识，才能使国际发展合作效果最大化。在国际发展合作特别是对外援助中，应该提倡“人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更加注重“他者”视角，更精准对接对象国家的需求，是中国未来做好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发展合作需要更加重视的方面。
徐秀丽指出，从西方发展知识塑造全球治理体系的历程来看，横向的区域国别研究和纵向的国际发展研究是支撑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两大支柱。当今中国面临新的发展格局，区域国别和国际发展两个新兴领域都刚初生，如何加强两者之间的连通与合作仍然大有可为。当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中的来自语言学、国际关系、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相对多一些，关注国际发展的学者较少，而中国恰恰在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合作实践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素材，但这些实践经验如何转化成新型的学科知识，进而沉淀成国家战略所需的人才培养方案，从话语、学术和学科上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仍需继续努力，此次跨学科的探讨会正是为了推进这一进程。